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贡献.doc

-范文最新推荐- 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他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新突破；在实践中，它推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和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回顾和认真学习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一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及历史地位，对于总结和吸取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和肯定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区分为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这就突破了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的领导制度等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前提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两个部分，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社会形态阶级本质的内在反映，而具体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它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个权力机构之间职权的划分和相互关系以及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或者说，政治体制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称。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基本政治制度的制约，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和日常实施。同基本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程度影响着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形态的变更而发生根本的变革，一旦建立则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基本政治制度往往存在着不大适应或不协调的现象，尤其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的初期或者尚未巩固和健全的时期，政治体制往往弊病较多，使二者出现不适应的状态。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以便与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相适应。对政治体制的弊端，如果长期不进行调整和改革，将最终导致基本政治制度的扭曲以至蜕变。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基本政治制度对政治体制的根本制约性，又要看到政治体制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巨大反作用。通过调整和改革，使二者基本相适应。 邓小平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相区别的观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的理论贡献在于，既触动了以往在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同时，明确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和联系，也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既可以避免有人因思想僵化，借口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抵制改革的“左”的错误倾向，又可以避免有人以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弊端，进而趁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右的错误倾向，从而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邓小平深刻地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体制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根本问题，这就切中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突破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治制度来保障和巩固，这些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和发展的法定规范，它对于保证领导核心决策科学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制度建设并没有引起重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与个人作用的关系上，明确地肯定了制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总结“文革”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许多人偏重从个人责任方面进行总结，有此人甚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敏税地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他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因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4，“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因此，制度总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因此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约束才是具有根本性的约束。邓小平以上这些重要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对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为此，邓小平深入地研究了制度建设的根本内容，就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和生活制度等。二是在实际操作中明确提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如干部的考核奖惩制度、离退休制度、选举聘任制度、回避制度、交流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并提出把注重实绩的平等竞争机制公开引入干部人事制度，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三是重申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各项制度，指出党中央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尤其是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制约和监督，“关键是形成集体领导”8。 &nbsp&nbsp 邓小平把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创造性地指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并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总体布局中来考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导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更为根本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三、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指出这两方面的改革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必须同步进行。这一重要思想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总体布局和当前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有普遍借鉴意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总是同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总是要求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迟早要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它涉及到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瞻远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精辟的、前瞻性的论述。 首先，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新的合理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即由计划配置转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实现新体制对旧体制的全面替代，实现整个经济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的根本创新。但是，传统的经济体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旧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互为因果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大强化了政治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而具有这种特征的政治体制，又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拓展和深化，政治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于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机构雍肿、办事效率低下、腐败现象开始蔓延等。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新的经济体制的因素与原有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因素。正如邓小平说的：“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有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9邓小平这一思想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全过程都是适用的，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其次，邓小平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由政治体制改革来巩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所有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和基础；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反过来推动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巩固和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这说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十分重要的。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的确如此。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其实质是调整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建国后，我们一直片面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把经济体制纳入了政治体制的运行轨道，经济活动中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都政治化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这种高度融合的状况，大大强化了传统的集权体制的力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受到与其相适应的集权政治体制的顽强支持，具有极大的逆转性。它不仅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拓展十分艰难，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巩固也十分困难。如八十年代末期，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政企职责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职能并没有转换，与企业旧的行政隶属关系没有完全打破。在权力下放过程中，有的主管部门虽然换成了公司的牌子，但实际上是官办公司，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企业。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职能没有转换，与企业争权夺利，用公司的形式把下放给下面的权力又收上来了。 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0并强调：“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 这就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支持和保证的情况下，依靠个人权威或“人治”虽然也能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要不断深化就很困难了。不仅如此，由于存在诸多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和干扰，必然会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甚至出现曲折、反复以至倒退。因此，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二者总是处于不适应状态，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或者说整个改革，就不能最终取得成功。总而言之，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包括它能否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命运，甚至最终决定整个改革的命运。这是邓小平改革理论中最为深刻、最有远见、最发人深思的一个重要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真理性及其深远意义将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四、邓小平深刻地剖析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及其根源，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完全是独创性的。这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对于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是，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是不足为怪的。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它的政治体制已经明显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熟视无睹，甚至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客观地讲，我国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它与经济体制越来越不相适应，其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邓小平的胆识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睿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尖锐地揭露了我国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及其根源，并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一是官僚主义严重。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二十多种突出表现，并指出官僚主义“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祸害”。12 &nbsp&nbsp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才开始在政治家和学者中使用的。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差别却日趋明显，因此，维护国家利益已经成了当代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口头禅。西方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长期参与和主持制订我国的对外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国家利益的论述逐渐增多，国家利益成了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指导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了系统而有鲜明特色的国家利益观。 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仍有少数政客，为一己私利，极端仇视共产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幌子，干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企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冷战思维。如果他们得逞，不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利。邓小平告诫西方有识之士不要上当受骗。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同上）邓小平的这一段话，不仅鲜明地举起了国家利益的旗帜，而且深刻地阐明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丰富内涵：一是立足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国利益，同时尊重和考虑对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计较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指导下，我国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国际战略，加强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稳定了我国周边地区，缓和了许多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坚定性 &nbsp 基于同样的道理，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争”胜利者之余威，提出了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在1997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的主权。对这个无理要求，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同上书第12页）。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岛内有人闹独立，国际敌对势力也想插手台湾，阻碍我国的统一。这又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他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这就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某些权力，条件比香港更宽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不能损害祖国统一的国家利益。他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台湾事务，明确指出“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同上书第31页）。他还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么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因此，“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同上书第8687页）。今天，台湾岛内出现的政治动态，充分证明邓小平的告诫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如果我们当时为一时的和平气氛所迷惑，宣布了放弃使用武力，那么我们今天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三、强调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的统一性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同上书第105页）。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现在已经是一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对消除战争威胁，保持国际局势的稳定，维护世界和平，肯定会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按照国际政治学的观点，责任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将它称之为“责任利益”（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8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责任利益”将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94年，江泽民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时说：“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越来越多的责任。”(china dailynovember 15th 1994)随着责任的扩大，影响也就扩大，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要。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扮演一种更活跃、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各种维和行动，难民救援行动，打击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和邪教组织中起到积极的全球性作用，等等。就亚太地区安全而言，这种利益的主要内容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和军事稳定，减少和化解军事冲突、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增进相互信任和合作，促进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的潜在冲突，都与我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不仅涉及到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也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利益。 &nbsp&nbsp 【内容提要】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之上，融入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中，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对比分析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和西方传统发展观，立足国情主动寻求经济发展，是其他经济发展理论所不具备的特质；非均衡发展与台阶式发展是从国情出发的创新发展模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邓小平把人的现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为发展的本质，这一理论创新，是对只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观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现代化中“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的超越。 【关 键 词】经济发展/特质/主动/非均衡/台阶式/耗散结构/“四有”新人 【 正 文 】 中国面向21世纪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之上，融入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中，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一、立足国情的主动选择 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对当代中国主动地推进经济发展的反复论证。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积极吸取历史教训，主动迎接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他多次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遭受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列强欺负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经济落伍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独立和发展，而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键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邓小平在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再三提起历史上落后挨打的教训，并不是出于单纯防御性的考虑，而是以此激发全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爱国热情。他说，要懂得一些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 中国主动式的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更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政治、人口大国，但经济上还是一个弱国，这同我国的地位不相称。邓小平认为，认识落后，是为了激励我们奋发图强。新中国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就是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以便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经济越发展，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中国现代化越是不断推进，我们就越能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世界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他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不仅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共同富裕，而且会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新路，向全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是民族利己主义，恰恰是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实现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又放眼世界，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联系了起来，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同世界社会主义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联系起来，将爱国主义上升到更高的理性阶段，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主动寻求经济发展的昂扬姿态和恢弘气势，这是其他经济发展理论所不具备的品格和特质。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传统势力强大，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经济发展的发端，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输入才能启动其经济发展。邓小平完全不是如是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不是被动式的，而且也不是由外国促成的。他在多次重要谈话中都有力地阐明了，中国只有依靠内在的力量和积极性实现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上，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丰富的资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4 世界上确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依赖发达国家而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功，但这不适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不适合中国，邓小平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过去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有些发达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资金、技术方面支持了它们，又由于它们劳动力工资低，其廉价产品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钻空子，加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小，现代化比较容易实现。而中国这样社会主义大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不可能走这种完全借助外国实现经济发展的“捷径”，“要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实行开放政策能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补充。”5 他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篇著名谈话中详细分析了我们实现四化目标的四条根据之后，就肯定地宣布：“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6（p.233234）这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内生”式的，而不是“外生”式的。 对比分析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和西方传统发展观，其主要区别不是在于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实行对外开放，要不要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而在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立足本国，还是依赖外国，是主动迎接现实的挑战，还是一种“被动的抉择”。邓小平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经验和规律，又深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全球发展的高度认识到，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发展，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学习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1978、1979年）的谈话看，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他这两年反复阐述的一个话题。既要立足本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发展，又要引进外国先进成果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辩证法，也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显著特质。 二、发展的创新模式 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我们过去提倡的缩小差别和均衡发展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正是邓小平所说的这种“平均发展”，严重地压抑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丧失生机和活力，使我们长期陷入“贫困平均发展贫困”的怪圈。早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这篇著名讲话中，紧接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还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话：“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4（p.152）这就是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早在1943年，经济学家罗丹在他的论文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中，就提出过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要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论点，即所谓的“大推进理论”。“大推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首先，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正是资本缺乏的国家，如果非要等到积累了大规模的资本再进行投资发展经济的话，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没有希望发展起来；其次，如果发展中国家勉强凑够了一部分资金（如通过举借外债），在很多行业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期限长，后续投资可能不足，造成工程无限期拖长或半途下马，尤其是由于形成生产能力有一个较长的时滞，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再次，忽视了实物资本的投资还需要技术、管理和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的配合，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有更多提高。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大规模均衡“大推进”投资，结果决策失误，物价飞涨，工程停顿，人民怨声载道，不久被霍梅尼政权取代。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也是非常类似这种平均主义“大推进”式的均衡发展模式，导致有限资源的大规模平均投入，投资失控，比例失调，被迫进行了五年调整。6 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正是在对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史的总结中提出来的。 发展是非均衡趋向均衡的过程。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首先是沿海地区资源，而后是中西部地区资源，使经济发展逐步趋近所谓均衡。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的大政策、大思路，使中国经济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它是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先行发展、先行致富所产生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大批地区、企业和个人争相效仿，从而使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认为，在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中，由于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及分子交换，有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非平均是有序之源”。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个耗散结构，就必须把传统的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推向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使其处于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为出现新的共同富裕的耗散结构提供可能。毛泽东1956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7 邓小平不仅从哲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同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的命题相同的结论，而且把毛泽东没有在经济建设中实行的辩证法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如果没有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这一重大创新，中国恐怕至今还在“同步富裕”的梦魇中挣扎。在沿海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增长极后，产业要升级换代，市场要拓展，增长的动力传递到了中西部地区。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正是邓小平非均衡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在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市场经济是一种被资本分离开的生产和消费通过市场来实现其统一性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平衡必须通过阶段性的不平衡运动即间歇性的周期经济波动来推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要从非均衡向均衡的横向展开，而且从纵深上要呈现“台阶式”上升。他把中国经济发展比喻为台阶，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 （p.375）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认为，能发展就尽量搞快些，出了问题再整顿，这比四平八稳，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好，“台阶式”发展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他还把这种考虑的根据归纳为三条：一是出了问题再整顿，只要这个问题没有伤筋动骨，就不会回落到起点上去，而是站到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一个新台阶；二是经济上了新台阶，手头上的东西多了，出了问题也好解决；三是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出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既然“台阶式”发展模式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那么无论从解决就业，消除贫困，还是从调整结构，压缩泡沫来看，目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加快发展。绝不能因为一时的“萧条”就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停滞阶段。中国是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没有先例的。现在经济学界一般热衷谈论的凯恩斯政策，实际上是两条：一是增加政府投资，二是改变社会预期。两者相比，增加投入不过是手段，社会预期才是理论分析的基本点。8但在运用西方经济分析工具的时候， 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只是注重增加政府投资，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政策对社会预期消极影响的话，经济还是难以启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从启动社会预期，实现经济新一轮跳跃式发展来说，我们必须加深领会和进一步强调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三、发展本质的全新揭示 现代经济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长期高速增长，其内在的推动力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和航天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仅直接带动了产业部门的高度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人类面临的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文化落后，要摆脱传统状态，只要照搬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战略就行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就是以gnp的高速增长为目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显然也是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特殊性，他认为：“先进技术是适应先进国家的特殊条件如高工资，资本相对于劳动比较充裕，大量熟练的技术人员等而被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在比较贫困的国家并不普遍存在。”在他看来，阻碍穷国前进的文化和经济障碍成百上千，穷国只有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不可能发展和运用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1（p.13771378）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进化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增长将人类社会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无论是w·a·刘易斯、j·h·伯克等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还是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或是萨米尔·阿明的“国际依附理论”以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等，都存在着一个假设前提：发展的本质是纯经济过程，是gnp的增长。这一观念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以物为中心， 在发展实践中指向客体一极，不仅忽视了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忽视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一发展观以其“指标体系”和示范效应来宣传“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来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就发展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研究，于是一种“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f·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认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 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各民族的价值及传统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也提出应“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变“发展经济社会”为“发展社会人”。但这里说的“人”还是西方现代化中的“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 近10年来，实验经济学及经济心理学的发展已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观察到无论何种流派的观点，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描述都未能跳出利益最大化假设的框框。然而人的行为是复杂的，人们掌握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一时段内总是有限的；需求是多层次、多向度的，人的价值也应该是多维度的，既包含市场价值，也包含人文价值。因此，人们实际经济行为在许多场合下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这就相应地应该用非最优化方法来描述和分析更为普遍、更加复杂的非完全理性行为。这无疑是发展理论的一个进展。 【参考文献】 2杨耕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中的两个里程碑j教学与研究，1999（10）：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 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394455 7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75 8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nbsp&nbsp 23 /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