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春季学术研讨会”综述.doc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春季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联合国协会是中国唯一致力于联合国事业的非政府组织，以推动联合国的宣传和研究为宗旨。2008年7月，中国联合国协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创立了“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培训研究中心”，以此为平台开展对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战略性、前瞻性研究。2009年6月4-5日，由“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培训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春季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40多名来自外交部及14家国际关系教学研究机构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并提出许多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新趋势：国际新格局与中国新定位 联合国的建立是二战后国际新格局的产物与反映，对于正在发酵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与会者倾向于从国际格局演变的角度解读，认为这是国际格局由单极走向多极化的契机和催化剂。与会者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格局的调整与演变继续深化，国际多极化格局更加明朗。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钱文荣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贵洪教授均认识到新的国际力量中心崛起的事实，认为国际体系转型进入了关键时期。多数与会者指出，联合国现行的政治结构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使得其行为能力受到制约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改革势在必行。但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看法，中国联合国协会名誉会长李道豫大使强调，尽管受到新变化的影响，联合国安理会仍基本反映了国际格局，政治改革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中国的国家定位问题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基础，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将继续保持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但在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分歧。中国无疑将成为全球性大国，但中国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有特殊性。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将中国定位成“有全球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中央党校门洪华教授称中国应作“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南北的桥梁”。很明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与作为大国的特殊性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桥梁也就意味着难以抉择。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黄永安大使认为这种特殊性使得中国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双重身份定位既可让中国左右逢源，也带来了战略上的困扰。如何平衡两种身份、趋利避害仍是学者们应该继续关注的。 多数学者建议中国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和深化联合国改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东燕研究员认为中国应树立稳健的改革者的形象，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王学贤大使也认为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立场不能后退。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论述了中国应该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的两点理由：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对国际机制的态度不该再走从抵制到接受再到维护的老路，二是加强联合国符合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至于联合国改革的底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陈健大使指出，安理会新增可连选连任的非常任理事国不应指明具体国家，也不能拥有否决权。 关于联合国外交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与会者认为应该得到加强。陈健大使指出，中国的多边外交以小多边为主，大多边（联合国）有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应将小多边整合进大多边。李东燕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青建教授主张将中国所有的双边援助纳入到多边体制中，既可解决合法性问题又可以此推动联合国经济改革。但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年提醒，把所有双边援助纳入多边体制会自缚手脚，保留适当的双边援助仍是必要的。陈健大使指出，联合国作为国家行动合法性和号召力的来源，应该成为中国推行对外战略的重要工具，不仅仅停留在“多边是舞台”的层面。 二、新理念：和谐世界、全球治理与联合国 联合国的改革不只是组织层面的，联合国的理念也需要更新。中国能为联合国提供什么？“和谐世界”理念能否成为国际社会新的行为准则，这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荣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孙洁琬教授将“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界定为“平等、合作、宽容、协调”，钱文荣高级研究员指出，“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对联合国最大的贡献，郑启荣教授论证了“和谐世界”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内在一致性。但也有学者对“和谐世界”理念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前景持保留态度。王学贤大使强调“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应对中国威胁论的特定时期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指出“和谐世界”理念的矛盾二元统一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传统不一致，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杨毅少将认为南北矛盾不解决，推行“和谐世界”将导致中国导向一方而产生不和谐的结果。尽管存在争议，多数与会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和谐世界”理念的价值，认为它可以作为中国外交操作的工具。 在如何推广“和谐世界”理念上，学者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方以郑启荣教授和中国联合国协会庞森副会长为代表，认为“和谐世界”理念的推广应与国际普世价值相一致，应使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沟通方式）；另一方以钱文荣高级研究员和王学贤大使为代表，认为“和谐世界”理念能否被接受是能力问题，不是沟通问题，关键是理念本身是否合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自身软实力的培养与国内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助于增加“和谐世界”理念的吸引力。至于推广的平台，郑启荣教授建议应该以联合国为主要平台予以推广，最好写入联合国正式文件，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推广为例，提出中国领导人也应借助双边平台进行推介。 和谐世界、全球治理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部分学者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成为全球治理的目标，而全球治理应是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李道豫大使区分了全球治理的两层含义：一是公共问题的应对，二是政府的行为规范。黄仁伟教授重视全球治理应对公共问题的一面，指出全球治理是联合国理念与职能的一部分，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应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主要方向。金灿荣教授从政府行为规范的角度解读全球治理，认为这是西方绕开联合国另起炉灶的结果，应该整合到联合国中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加强全球治理的能力有助于缓解联合国边缘化问题。钱文荣高级研究员认为“和谐世界”理念应成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目标，李东燕研究员也提出整合“和谐世界”理念与全球治理的建议。 三、新平衡：人权与主权，人权与安全、发展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是极为敏感又日益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次会议选择“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otect）为切入点进行研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庞中英教授将“保护的责任”解释为“人权保护的国际责任”，即“当一国没有能力或者意愿保护本国人权时，国际社会就应当提供保护”，这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大挑战。中国国际法学会秦晓程教授指出，“保护的责任”是主权理论发展的产物，主权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也指出，绝对主权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曲相霏认为，主权是为保护人权存在的，手段不能高于目的。郑启荣教授的评论颇具代表性：对于“保护的责任”的意义和必要性没有过多分歧，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在行动上。钱文荣高级研究员提出疑问：“保护的责任”的核心是不是使用武力。秦晓程教授反对武力的自动使用，同时提出如何认定当事国没有保护本国人权能力和意图，如何判断人权情况恶化到需要国际保护的程度。 与会者就联合国工作的三大支柱：安全、发展与人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多数学者认同联合国的人权工作应该得到加强的观点，但人权是否应该同发展问题甚至安全问题并驾齐驱，存在不小的争议。陈健大使强调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安全和权利，曲相霏博士则认为人权是安全的基础和目标，张贵洪教授在论及联合国改革时提到人权和主权应同步。钱文荣高级研究员指出，联合国宪章将安全放在首位，安全、发展与人权的排列顺序已经说明了重要性的次序。尽管有分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人权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应该提高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的主动性。 会议过程中学者们还就非政府组织参与中国联合国外交及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中国联合国外交和中国联合国协会的作用与中国联合国研究等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探讨。本次研讨会对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及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责任编辑 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