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doc

“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5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世界大学联盟等机构联合主办，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研究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印度德里大学，以及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等海内外近四十所高校和研究所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大会围绕“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这一当前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热点为主题展开研讨，旨在搭建一个“中国研究”的国际化交流平台，使得世界范围内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能够形成稳定而长期的互动关系，推动“中国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合作与对话。因此，与会学者除了国内外知名的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外，还有来自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的知名学者。而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也涵盖了城乡社区与公民社会成长、调适过程中的国家与权力、社会政策与弱势群体、环境与发展、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乡村变迁中的传统、道德与法、现代性与日常生活转型等有关“中国研究”的诸多热点主题。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综述如下。 一、主题演讲：当代中国社会现象考察视域 在大会主题演讲中，来自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通过对中国武汉、上海和西安三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指出即使在所谓的“后单位制”时期，单位依然在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单位”收益的多少以及单位之间收入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中国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加加美光行先生则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研究作了反思。他认为研究者在研究中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实际上不可避免，而这并不是影响“认识客观性”的根本原因，影响“认识客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研究者对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因果性价值判断之间的相互混淆。同时，加加美光行先生还指出，在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中，恰恰由于缺少目的性价值判断，从而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缺少足够的责任意识，这也是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值得反思的地方。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Edward Friedman教授则从卢梭思想和雅各宾列宁主义的政治哲学视角出发，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场景，分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各种文化内生的领域和争论在理解现代化及现代性困境时的角色和作用；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以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为论述的重点，指出了“以社会结构为核心的社会学话语”在解释社会现象中的重要作用，也展示了社会学对于社会现象的强有力的解释力。 二、多元化及跨学科的议题 (一)城市与社区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旋律，而城市化既促进着城市社区的孕育与发展，同时又伴生着一系列城市化问题。南京大学张鸿雁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类型，是一种梯度社会结构类型，这种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差异化社会，构成了多类型的区域社会，同时出现了多类型的社会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首先就要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区域社会样态；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军教授则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经济性运动，这种运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但是在这个目的性的运动过程中却产生了很多的非预期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原有的生活结构，而对于研究而言，现在更应该将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考虑如何能够重建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结构。 (二)调适过程中的国家与权力 在意识形态保持连续性的前提下，中国社会“体制转型”却不断深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关于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也越发热烈。中山大学王宁教授在澄清“消费主义”这一概念的前提下，提出了“国家让渡轮”这一解释中国消费主义产生的理论范式。他指出中国的消费主义产生实际上是国家与市民进行社会交换的某种社会文化后果；来自Nebraska的Andrew Waldan教授则提到了自从1982年开始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战斗”究竟有没有胜利这一有趣的话题，他在结论中指出，已知的“腐败率”(RRC)是具有欺骗性的，至少中国政府并没有赢得这场反腐败的战争；而上海大学的仇立平教授则在总结分析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了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要借鉴西方政党“中性化”的经验，建立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机制。 (三)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社会一直是社会学领域内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波兰尼还是格兰诺维特，都对此作过精彩的分析。在本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也就这一议题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南京大学的汪和建教授在归纳中国人的市场实践三个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自我行动”以及“关系理性”两个概念，建构了一个作为中国行动逻辑的理论模型，也就是自我行动的逻辑的分析框架，并试图以此通向理解中国人市场实践的研究纲领；南京大学的林闽钢教授则将研究的视角聚集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一产业综合体上，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他探讨了跨界高科技产业是如何嵌入在特定的区域之中并被社会建构的，特别是通过对于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角色变化的分析，指出了区域发展模式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武汉大学的周长城教授则从生活质量的视角探讨了澳门这一特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程度，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四)知识分子、教育与文化交流 来自西雅图大学的粱侃教授从“生计”这一角度探讨了二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抗日战争实际上给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重新建立他们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机会，并特别指出，在战争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水平的降低和变化影响了他们与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则指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迅速转型使一个尝试解读中国的学者，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陷入了一种要么重视传统(汉学的主要取向)，要么看重现代(中国学的偏好)，要么在传统与现代这两极之间顾此失彼(中国问题学的状态)的窘境。就此而言，关于中国的学术解读问题，就不是一个长久以来形成的西方列强怎么对待落后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同文化体系间如何可以理性会通，进而达到“文化会通”、共同致力创造人类崭新文化的问题。 (五)社会政策与弱势群体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政策和弱势群体的关系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清华大学的Jean-Louis Rocca教授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出现”挣扎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所影响下的“道德经济”中，而他本人也正是从这些概念人手，着重分析了牵涉到旧工人阶 级和移民工人在内的社会政策。南京大学的林卡教授则立足于中国经验，通过对贫困三种范式的解读，从宏观上分析了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对于社会政策制定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南开大学的关信平教授根据联合国倡导的“人类安全”概念和本国国情界定了我国的“人类安全”七个主要方面，基于“人类安全”这一视角回顾了我国的历史演变，并指出关注当代中国“人类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总结了目前导致我国那些属于“人类安全”视阈中的诸问题(术语称之为“人类不安全”)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变“零和游戏”为“多赢游戏”的解决思路。与社会学的视角不同，台湾的乔健教授则通过对山西上党地区“乐户”的深入考察，提出了“底边阶级”这一概念，指出这些“底边阶级”在实质上构成了一个处在被排斥边缘的“底边社会”：“底”指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社会底层；“边”指边缘，即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一般从事非生产性行业的群体。 (六)环境与发展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学术界也开始将“环境与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南京大学的张玉林教授以三起由环境污染引起的乡村社会冲突的个案为例，重点分析了造成中国乡村污染及引发冲突的动力机制，他指出当前的“政经一体化”体制构成了乡村污染和矛盾丛生的内在动因；南京大学的周晓虹教授则对南京市秦淮河的污染治理(特别是第四、五次大规模治理)进行了分析，指出秦淮河的污染治理受到了提高或改善城市或政府形象和谋求市场经济利益的双重力量的推动。国家因为经济动员的能力增加，使其保持了政治动员的潜能；而市场的力量则因污染治理的经济效益而凸现出来。社区或社会的力量尽管在问题的构建方面已经逐步显现，但离真正影响污染治理的进程尚有相当的距离。 (七)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在本次研讨会上，吉林大学的田毅鹏教授首先对连接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集合体“单位”进行了分析，他将“单位模式”区分为不同形态，并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典型单位制”，并就这种典型单位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安徽大学的李远行教授运用韦伯的理念型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方法，对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流行架构之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了学理上的梳理，他同时指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架构，既是一个理论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解释和型构社会现实的过程；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的张庆燮教授则在“后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探讨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改革政策，他从韩国的发展经历中，归纳了“统治者阶层”、“社会的”以及“意识形态”这些与政策制定相关的主要因素，并且用这三个要素对中国经验进行了独立的经济社会分析。 (八)中国研究的国家学术价值与展望 来自Jacobs大学的Nicola spakowski教授指出，当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的中国研究时，其中的价值预设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她对全球化挑战下的关于“国际化的中国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景象进行了讨论，并尝试着提出了将以“中国研究”为主要议题的研究机构一体化以应对种种挑战的设想；埃及开罗大学的穆罕穆德?萨利姆教授则在会议上介绍了埃及的中国研究进展情况浙江大学的王小章教授首先指出了在中国研究中存在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两种价值倾向，并且提出我们应该在清理、澄清中国社会和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基本性格之基础上，促进和帮助价值领域内不同文化、特别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理性对话和沟通；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张英进教授则基于在圣地亚哥举办的一次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介绍了当时与会的15篇专题论文，并强调了当前中国研究中所突出的“延续性”、“循环性”和“多面性”这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他认为，多元性和跨学科应该成为中国研究的学术特征。 (九)中国研究方法论 方法论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也对“中国研究方法论”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复旦大学的张乐天教授认为，国家基金、国际化、市场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大学是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因素，通过对这四者的详细分析，可以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非学术化困境提供一个反思的契机。日本爱知大学的张琢教授则在大会上介绍了日本推进中国研究的新尝试，介绍了日本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的启动以及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相关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翁乃群研究员则指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不仅需要“科学”象征的数字研究，也需要“人文”象征的社会文化描述和意义分析。在当下中文语境下的“科学”，既包括英文“Science”的含义，也包括英文“Humanity”的含义。如何在今后的中国社会研究中包容“S先生”和“H先生”的研究方法，既是深刻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的前提，也是提高我国社会人文研究水平的关键。 (十)中国人的行为模式 在中国研究中，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直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本次研讨会中，学者们也各自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伦敦经济学院的常向群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对费孝通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对“志在富民”的“大传统”的理解，而事实上费孝通还有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小传统”，通过对“两个传统”的分析，我们所要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将中国社会团结在一起?这引起了与会学者的讨论。此外，东南大学的李林艳博士从一种文化阐释的路径分析了“弱关系的弱化及其转化”；而南京大学的翟学伟教授则从关系研究的多重立场和理论重构的角度人手，分析了中国人行为模式中“社会关系建构”的问题。同时他认为，在当前方兴未艾的关于“社会资本”研究与“关系”研究之间最有可能实现嫁接与融合。中国人的关系基础从逻辑上说形成于持久而无选择性的交往之中，这点将引发关系的特征主要指向人际间的情理、义务、权力放大及计策运用等，并在持久性关系解体后构成一种趋向工具性的关系网络，这些同社会资本关注的问题有所区分。此外，同样来自南京大学的吴凯博士指出权力等级是造成中国人“面子”意识和行为的根本原因，文化为之提供传播的环境，语言是其传播的渠道，而反对把“面子”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解释变量。 (十一)乡村变迁中的传统、道德与法 中国乡村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本次中国研究国际会议而言，自然是不可忽略的内容。在会上，学者们对乡村变迁中的传统、道德与法律要素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中国农业大学的赵旭东教授通过对华北描绘节庆的分析，提出了“否定的逻辑”这一概念。他认为：庙会作为仪式生活的阶段，所体现的等级建构实际恰恰隐含着对于这种建构本身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是借助对一种平权(egalitarianism)的诉求以反对等级(hierarchy)而实现的。浙江大学的 冯钢教授则通过对R村电费纠纷案的分析，展示了一个源自计划经济时代并延续到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利益冲突现象，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中的法律裁决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再分配互惠关系”中的道德诉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指出在非市场社会中，以市场为舞台发生的财物移动，最终只是通过其他两种模式(互酬、再分配)及其组合实现的。山东大学的林聚任教授认为，只有在正确对待特殊主义社会关系的同时，有效地发展出一种普遍主义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重建乡村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进而推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十二)集体化与去集体化 随着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逐渐深入，改革之前的那种“集体化”的影响显然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然而，“集体化”与“去集体化”问题却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会议中，上海大学的张江华教授对经济学家有关集体时代集体经济效率低所给予的解释提出了反证。他通过一个众所周知的数学模型讨论了集体时代的工分制度，并且指出集体时期的工分制度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劳动激励制度，其形成的激励与相互竞争使得农民通过不断追加劳动以获取更多工分的行为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行为；而南京大学的周怡教授则从“声誉现象”入手，将一个具体村庄的“声誉获得”过程置于“投资回报”的经济学解释框架中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的仝志辉则指出，尽管派性是中国乡村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非常态，但是派性却构成了农村组织建设的资源，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充分利用派性对乡村组织进行重建。中山大学的蔡禾教授则通过对珠三角农民工涉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行为分析，指出拖欠工资、社会保障、打工收入等一系列变量与农民工涉及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厦门大学的胡荣教授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基层政权退化与农民上访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村基层政权退化的状况直接导致了农民的上访，而导致农村基层退化的根本原因是民权式微，要有效地避免农村基层政权退化，就要及时地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 (十三)分层与流动 关于分层与流动，学者们也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利兹大学的Flemming Christiansen教授着重分析了197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对人们工作机会的影响，他指出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变革不仅催生了新的机会，同时也使这些机会被某些社会集团或阶级所控制而成为固化社会分层的手段。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李春岭研究员认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通过对改革前后不同时期社会流动的路径和障碍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和社会阶级关系重构的脉络。在当前背景下，新的社会阶级结构正在形成，社会阶级之间的区分界线正在明晰化。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田中重好教授则指出，在从单位时代转向后单位时代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失去了具有社会性中间组织性质的单位；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性中间组织尚未成熟，由此导致了现在中国国内失去社会性调节机制的现状。此外，名古屋大学的朱安新博士通过对北京市西城区的单位型地区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后单位时期地域社会的形成机制，并指出了后单位时期城市基层的行政性力量和地域性的力量都在增加的所谓“双强”现象。 (十四)信仰与文化遗产 对“信仰和文化遗产”的探讨更多地集中在人类学领域。厦门大学的石奕龙教授通过对存在于中国内地的各种形式的宗教以及“民间宗教”、“民俗宗教”等概念的深入分析指出，以“神仙教”来命名和概括中国汉人的自发宗教也许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南京大学的谢燕清副教授则基于对“白娘子”故事的文本和历史分析，认为“白娘子”人物形象的转型受到了来自社会历史中精英、民间等各种力量的影响，并详细指出了这些影响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中的体现。此外，南京大学的范可教授通过对当前“申遗热”现象的冷思考，指出在今天，传统或文化遗产是构成“地方”之所以成其为“地方”的重要资源，而在当下的地方叙事中，有些所谓的地方传统其实早就失去了生命力，但出于政治、经济的需求，重新被人为地再创造，也就是一个“传统再生产”的过程。北京大学的卢云峰副教授则通过对台湾“一贯道”的人类学考察，指出在传统讨论宗教委身时常运用的“成员非成员”、“严格自由”以及“组织作为个人选择”这些二元对立在华人社会中并不明显。一贯道在塑造虔诚信徒时手段灵活，强调“渐进性严格”，绵密的宗教参与强化了信仰，也培养出新的生活取向和习性。 (十五)人类学视野里的中心与边缘 在人类学视野专题的讨论会上，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拓展眼界这三条原则来考察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问题，此外，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包括一个基础命题(认同意识的演变)、四个研究视角和苏联1970年民族理论等在内的六个研究参照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Nicolas Tapp教授通过对中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分析，深入探讨了这种“浪漫主义”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对中国少数民族形象构建以及少数民族对“他者”形象感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着重分析了“现代化”思维与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中的生态制约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资源约束的强制性，小农经济结构很可能被商品化和多样化的经营形式所固化，从而滑入经济学理论所描绘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树民教授呼吁，通过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建立一个包括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内的多学科的合作平台，以探索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质，并建立学术研究的新典范。黄树民教授还认为，此项尝试以地区文化生态、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文化三个主轴为切入点，兼具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十六)全球化与跨国主义 全球化与跨国主义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研究而言，如何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提出的问题更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两位学者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切入了这一问题：厦门大学的李明欢教授以福建人和福建移民作为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从劳动力市场的构成、需求和趋向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跨国化，并从政策层面上给出了他们的建议；曼彻斯特大学的刘宏教授则提出了中国的移民问题，他特别指出并分析了中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在移民与跨国的劳动力供应这一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灵活的政策；华盛顿大学的Ann Anagnost则提出了“素质”与“全球化”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她将“素质”一词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计划生育以及当前全球经济中流行的“人力资本”一词一起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改革开放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而“素质”特别是“人口素质”一词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表现。 (十七)变迁的代价 关于变迁的代价，南京大学的朱力教授认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失范问题是其重要表现。他认为，失范范畴应从规范解组与行为越轨两个要点去理解，目前失范数量虽然在总体上增长了，但由于社会结构的弹性并不会直接冲击社会结构的薄弱带，而失范与经济增长尽管有相关性，但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华中师范大学的江立华教授通过对湖北省恩施州的个案调查认为，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恩施州虽然实行“两孩生育政策”，但人口增长却一直保持着低生育水平。在此经验上，江立华认为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生育政策作认真的再思考，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山东大学的李善峰教授通过对山东省A市不同地区的5所学校的问卷调查，深入分析了影响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诸多因素，研究了追求“素质教育”过程中的社会推动力或者社会阻力，并把学校作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中介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讨论了国家和社会的复杂关系。 (十八)现代性与日常生活转型 三、“崛起”与心态及其共识的寻求 在大会闭幕演讲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阎云翔教授以“做好事被讹”这一社会现象为契机，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人所面对的“道德危机”；同样以人类学视角人手的还有伦敦经济学院的Charles Stafford教授，他在演讲中区分了“发展的家庭”和“退步的家庭”，在前者中，上一代的生活并不如意，下一代便十分刻苦地学习、工作、努力赚钱，具有很强的“成就动机”；而在后者中，上一代的经济条件很好，社会地位很高，他们的下一代就可能会故意避免从事与赚钱相关的学习和活动。在此基础上，Stafford教授提出了如下假设：一个社会在达到相对富足时，此社会的年轻人可能会失去成就动机。此外，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的金光亿教授则以大国崛起等电视记录片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媒体形象与当代中国之大国形象的塑造、大国心态的调整之间的关系。 鉴于闭幕演讲中浓厚的人类学氛围，谢宇教授和阎云翔教授等学者还就人类学与社会学在定性与定量方法上的异同展开了友好而热烈的探讨。此外，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乔健教授还在会上呼吁，在中国研究中应当更加注重中国本土概念的翻译，对于那些拥有独特内涵的中国概念应当直接以拼音的形式作为术语。例如“关系”就可直译为“Guanxi”。事实上，在本次大会上已有不少学者采取了这一方法，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在发言中便把“单位”直译成了“Danwei”。此外，与会代表还一致约定，将在明年恢复举办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所倡导的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学术交流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参会学者和单位的普遍支持。 责任编辑：路英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