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doc

“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内容提要 不同于以往对中国印刷技术、版本流传、书籍目录等单纯印刷史书史视角的研究,2009年7月30日至31日在中国杭州举行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入到了书史与经济史的交叉领域,围绕版刻与印数、从业群体、销售市场、成本价格这一主题,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由宏观到微观集中专门探讨了中国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印刷业发展,不仅发掘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更是将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经济的层面。 印刷技术、版本流传、书籍目录等一直是中国印刷史书史研究中的热点,并且硕果累累,近年来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古代印刷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甚至已涉及到商业出版的版权问题。2009年7月30日至31日,在中国浙江杭州举办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nting and the Book Market)则进一步深入到书史与经济史的交叉领域 印刷市场的研究。“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到会学者共18人,共提交论文19篇,其中国内学者10篇,国外学者9篇;中文论文12篇,英文论文7篇。会议围绕“版刻与印数、销售市场、成本价格、从业群体”这一主题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由宏观到微观对中国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印刷业发展进行了专门探讨,不仅发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史料,更是将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经济的层面。 一、版刻与印数 版刻是印刷书籍的重要环节,而版刻的种类又有不同。姚伯岳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图书馆)认为覆刻本是将古籍原书拆成散叶、作为版样直接粘贴到木版上,按照其版式、字体原样雕刻刷印而成,反映原本最为逼真,多用于原本并非珍罕难得但又需大量复本的情况,毁一书而得千万书。姚伯岳研究馆员特别指出,尽管覆刻本鉴定较为困难,给后世的版本研究者带来了不少困惑,但无论从覆刻的内容还是覆刻的逼真程度考量,覆刻本自身价值皆不应贬低。此外,覆刻本也极大提高了书籍复本的产量,解决了书籍异地流通的问题,因此从出版发行的角度看,覆刻本亦有其积极作用。 贾晋珠(Lucille Chia)副教授(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专门讨论了佛教出版物与经坊的问题,指出佛教刊物数量庞大,且不同于一般出版物,往往附带包含了出版者资料、出版数量以及关于原始木版的情况,且常涉及寺庙、政府、出版商等不同性质的出版者,而作为佛教刊物主要印刻机构的经坊或刻经铺则主要由出版商运作。何朝晖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对于寺庙与经坊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颇感兴趣,贾晋珠副教授认为,与通常的理解不同,出版商并非因为与寺庙存在特殊关系才获得经坊的地位,两者仅仅是商业上的联系。 宋代以降,商业出版对文稿的需求也使得征文征稿现象渐多起来。袁逸研究馆员(浙江图书馆)指出出版商以销售营利为目的,征集试卷、诗文信札、公文案牍、法书画稿及见闻传说等一切适合编集出版、且有卖点的文稿,多征当代名流之作,运作灵活,刊印速度快捷。民间征稿则有为编撰著述,有为家庭喜丧庆贺等各色名目。袁逸研究馆员认为征文征稿的行为模式古今一脉相承,书坊征集文稿的兴盛是出版业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印刷业的发达普及是征文征稿被民间普遍运用的基础条件,广泛的社会人脉是征集文稿者的通行证。总之,征文征稿现象为社会文献的发掘与存续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从版本学的角度考量,书籍的刊刻年代自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杜泽逊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推断木鱼歌叙录里280种木鱼书的刊刻年代,其早者如广州“璧经堂”、“丹柱堂”所刻有在道光廿八年、廿九年者,其晚者如佛山“芹香阁”、广州“德文堂”、东莞“萃英楼”、东莞“翰文堂”所刻则多在清后期甚至清末。杜泽逊教授将同一书铺刻印的木鱼书集合起来,根据其中一两种有明确年代的,推测其余没有明确年代的刻印本为同期之物,而并未目见这280种木鱼书刊本,其可靠程度显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雕版印刷的印数一直是中国印刷史书史研究中鲜为涉及的问题。何朝晖教授推算,雕版可一次性连续刷印的最大数量,约在数百部之内;雕版之累计最大印数可至万部以上。何朝晖教授亦区分了实际印数与最大印数,认为前者主要由需求和市场决定,后者主要是受技术因素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单次实际印数一般在几百部或千余部上下,视需要可再继续加印,短时间内密集刷印数千上万部的情况较为少见。何朝晖教授还指出,不同于西方近代金属活字印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达到很大产量的生产模式,雕版古籍生产周期一般至少在数年以上。对于雕版印刷的最大印数问题,宋平生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大学古籍研究所)进一步指出,若欲达到最大印数,每版所印则不得超过一百页,之后需进行清洗、晾干等处理,不清晰处进行补版,木版的材质也有特殊要求。肖东发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认为木版以枣木更佳,且最大印数与木板的薄厚有关,厚者为佳。李国庆研究馆员(天津图书馆)补充认为,最大印数亦取决于刷印工的手法,材质、管理、刷印技巧是影响最大印数的三要素。 二、出版商与刻工群体 徽商兴盛的时候,徽州的出版业也相当繁荣。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教授(Director of Studies for Oriental Studies, St John'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和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副教授(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专门考察了徽州地区的出版业。周绍明教授指出,明朝中后期的出版商往往同时扮演着木版所有人、编辑、校对者等诸多经济角色。他并总结了徽商在融资、生产、营销等方面获得成功的六条规则:积累了印刷出版业初始融资所需的资本;尽可能多的获取印刷出版所需的木版、纸张、墨水等原始生产资料;获取足够的印刷出版业所需的各类技工与一般工人;获取足以应对并满足市场需求的书籍以制作刻版;偏向于刻印古代以及本朝已故作者的书籍;注重在外省地区对所出版书籍开展营销宣传。范金民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对于明代出版商的身份问题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其身份尽管多种多样,有的可能是多重身份合一,有的则只是作者、编者、出版商或刻工,确实有部分刻工转化为出版商,但比例应该很小。并认为周绍明教授所谓的六条成功规则并不需要全部满足,可能某些成功的出版商只是在其中几条占有优势,出版商成功的方式千差万别。 相对于出版商,刻工群体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李国庆研究馆员和包筠雅(Cynthia Brokaw)副教授(Department of History, Ohio State University)分别就此进行了探讨。李国庆研究馆员提出了有关明末江浙地区刻工群体状况的五条结论:一,刻书内容集部最多,经部最少,经史子集的四部数量呈递增趋势;二,万历刻书最多,隆庆最少; 三,刻工刻书的平均卷数十卷以上及一二卷以下者最多,六七卷者最少;四,刻工合作情况一人独立承雕最多,从而使利益最大化;五,江浙地区刻工最多,外地刻工最少。并指出,明代刻工的月工资在嘉靖年间可以勉强养家糊口,在万历年间则较为富余。范金民教授则对这一论断表示怀疑,认为讨论工资与物价(米价)比时,应该排除掉年成丰歉的特殊情况。 包筠雅副教授认为清代四川岳池县刻工群体的壮大源于大量涌入的刻工移民和当地低水平的农业经济,指出岳池地区多数印版刻工为男性,他们将刻工活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之外的工作,以保障家庭收入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但岳池地区的刻工收入不高,低于重庆与成都地区的刻工。包筠雅副教授还指出,岳池刻工一般通过作为中介的书店店主或揽头与成都的出版商建立非长期固定性的商业联系,由于其廉价性,这种商业往来在清末及民国时代亦得以延续。岳池刻工至清末民国时期除主要受雇于地方政府和学堂外,也为私人出版商提供服务,其所印刻并得以出版的刊物种类繁多,尤以地方性的刊物为最,对四川地区的文化传播和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岳池刻工的迁移,形成了一种刻工技术与文化各地传播的连锁反应。 三、细分市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随着商业出版的发展,书籍市场也日益繁荣和扩大,大木康教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马兰安(Ann E.Mclaren)副教授(Asia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高哲一(Robert Culp)副教授(Historical Studies, Bard College)和范金民教授分别探讨了中国近代以前的书籍细分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大木康教授分析了明末“画本”(以图像为主体的书籍)在当时的市场定位,认为画本是一种高质量“雅”作品,是一种相当高级的印刷物,针对的是可以支付高额金钱的高级读者。但相较于通过人际网络便能鉴赏到秘藏绘画及不透过绘画的帮助也能够鉴赏诗词的人,“画本”的读者又是较低层次的。因此,“画本”可视为以中间层读者为取向的出版物。杜泽逊教授认为大木康教授对于画本需求的分析应该把实际需求、审美需求、著作本身的需求与一般读者的需求等区分开来,明末图像的审美需求更多一些。对于大木康教授提出的中间层读者为取向的市场定位,杜泽逊教授认为画本读者的经济地位未必与其对应,有钱可看到甚至收藏真迹的未必是高级读者,而穷者欣赏的水平未必低。 马兰安副教授重点介绍了明代小说与戏剧在不同市场的出版情况,指出明朝中后期的书市上已多见一部作品有多个版本的情况,小说和戏剧更是如此。在出版的小说和戏剧中,更经常可以看到方言的存在。对于戏剧来说,目标市场的地域对于曲调、音韵、语域甚至情节推进的选择都有重大影响。马兰安副教授并认为地域性是一个涉及名声,民族和文化遗产的敏感问题,在南方戏剧形式中采用“中原”方言被视为对“北方言语”的一种认可和接受。 高哲一副教授将书籍市场分为全国市场与地方市场,指出20世纪初上海作为印刷出版业中心逐渐兴起,形成第一个全国性图书市场,服务全国的读者。而相对于上海的印刷出版商,地区性的出版产业表现出强烈的针对地方社区的服务性以及与地方民生的关联性。何朝晖教授对于高哲一副教授“上海是第一个全国性图书市场”的论断提出疑议,认为明清甚至更早,地区间的图书交流也存在,究竟何种程度可算作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值得商榷。高哲一副教授回应认为,在作为全国性市场的上海出现之前,亦有同样的书在全国流通的情势,但并没有一个全国的生产中心,而上海不仅生产了大量的书籍,且拥有全国性的发行制度与销售网络。针对高哲一副教授对于全国性市场的具体界定,周启荣(Kai-wing Chow)教授(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则认为销售网络有大有小,其界定仍然很困难。 随着中国古代商业出版的繁荣,书籍市场也扩大到国外,尤其大量销往东面的日本、朝鲜等国家。范金民教授认为,明清之际,包括福州船在内的中国各地唐船赴日所载商品中多有书籍,并非只有前人认为的“南京船”运载书籍,康熙二十三年中国对日贸易合法化后,书籍更是成为对日贸易的大宗商品,其中尤以上海、宁波和乍浦出发的唐船所装载的书籍数量最大。日本、朝鲜等海外市场对于中国书籍尤其是江南书籍的持续旺盛的需求亦反过来推动了江南书籍的生产与销售。周生春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对此向范金民教授提出三个问题:这种交流是单向还是双向,反过来有没有?输入日本文集种类繁多,为什么尤以明清文集为主?除从市场角度分析书籍出口,如文化之类的其他原因是否存在?范金民教授回应指出:清代前期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书籍方面基本上是单向的,日本输入中国的书籍非常少;不仅明清,唐宋以来名人的文集都很多;表面是市场交换,实际是文化交流,日本各界对汉学感兴趣,所以书籍出口旺盛。受范金民教授的启发,与会学者进一步讨论了江南销往日本的书籍质量问题。 四、刊印成本与书籍价格 中国古代书籍的成本、价格是本次研讨会的最核心议题。周生春教授推算出刊于南宋绍兴、嘉泰间的小畜集、续世说、大易粹言、汉隽、二俊文集和(嘉泰)会稽志六书的叶均印造价格平均3.402文足,略高于后至元五年十七史的32.250文。南宋六书的叶均书板价平均1302.703文足,略高于十七史、金陵新志的平均数中统钞9.090两。元代二书的叶均刊刻成本为中统钞5.570131两,似低于南宋。根据这些推算数据,周生春教授认为宋代以降雕版图书的叶均印造价、叶均书板价和叶均刊刻成本似呈下降趋势,并指出,宋代杜工部集、小畜集、大易粹言和汉隽的叶均售价、叶均销售利润相差很大,全国性的雕版图书统一市场似未形成,其差值是赁板钱的流行、手抄本与刊本的长期并存的动力。而短期?却笥?需求的缺乏,则是活字与雕版长期并存,无法取代雕版的主要原因。 周启荣教授认为,明代起码从万历时开始,单册和中下档的新出的刊本价格不超过1两银,科举、大众娱乐及实用的书籍相对便宜;多卷数、多册数或多精美插图、印纸装订质量较好的书籍价格在1两银以上,则主要是针对高端读者与藏书家。并指出,刊本售价相对于当时物价并非特别高,一般读者在1两银以下的范围内有较多选择。周启荣教授亦探讨了明清书籍市场的研究方法,指出在利用明清刊本与流传书目估算印书量时,需注意由雕版技术的特征和文人藏书文化倾向造成的中国传统刊本存世率较低问题,需扩大研究资料的种类,如山志、寺观志、地方志等。此外周启荣教授还指出,明清时期尤其清代,非汉文印刷有了极大的发展,值得注意。 戴思哲(Joseph Dennis)副教授(Department of History, Davidson College)推算出明代地方志的页均成本在0.091两银0.437两银之间浮动,其均值为0.201两。李国庆研究馆员推算出明末江浙地区刻工雕刻印版文字每千字工价0.5两,书工缮写版样每千字工价0.4两,将木料加工成印版每块加工费0.40两。宋平生研究馆员介绍了二十余年来积累的有关刻书与售书价格的资料。陈谊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则介绍了刘承干嘉业堂刻书工价。 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推算中国古代书籍的成本与价格是一种新尝试。但由于资料缺乏,推算的结果难免存在差异,与会学者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如果考虑到各个朝代的货币实际购买力等多种因素,各家推算结果之差异或在容许范围之内。 此外,肖东发教授介绍了中国印刷术的西传及其在东西方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印刷业不重视经营,不重视科技,不重视突破创新,而印刷术在西方则促进了宗教改革,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许多西方学者其实并不认同中国的印刷术传到了西方,高哲一副教授即认为西夏出土的证据与西方受中国影响之间的关联应进一步论证。 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会议在一些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就宋至清末乃至民国雕版印刷的刊印成本这一核心议题,与会学者则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认为宋代以来刊印成本和书价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人工成本则呈上升趋势。与会学者最后还对“印刷与市场”的进一步研究提出许多有意义的设想和建议:如贾晋珠副教授提出研究中国印刷史不仅要看国内文献资料,也要积极利用朝鲜、日本、南洋以及西方存世的文献资料;周绍明教授提出明末以后中国书籍产地与南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肖东发教授提出应关注中国古代印刷业的经营管理;高哲一副教授则提出了在研究既具商业价值又具文化价值的书籍时,如何将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结合在一起问题;等等。总而言之,这是首次就中国近代以前的印刷市场问题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的不同学科背景提供了多重研究视角,成果丰硕,会议论文进一步完善后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