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举隅.doc

“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举隅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换，标志之一是学术分科体系的形成。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扩展，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观念上的差异日渐突出。一方面，“格致学”(自然科学)诸科自输入后迅速生长，成为重要的学科门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固有的经学、史学等在西学冲击下瓦解、分化，形成近代学术分科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等科，实现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换。而其间转换的关键，与某些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变化密切相关。通过考察词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可以透见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一学术研究理念，冯天瑜先生概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其中包含了理论、方法及实践等层面的价值，对于考察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一般理论 思想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核心概念意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同一个词，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情境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词语在某种情境中被使用，与之对应的词义及具体指涉就会形成固定、单一的内涵。随着历史文化的流衍，有着固定词义与具体指涉的词语被用于不同的情境，其指示性也随之变得模糊，在原有基础上引申出各种不同的义项，以至于我们对同一语汇的注解，因具体指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涵。 从词源到引申意涵的转化既然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关，具体历史文化问题的产生也就必然与概念的历史演变联系在一起。陈寅恪在致沈兼士中提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字”(概念)释义的认识，显然不仅局限于语言体系内部，而是强调在对概念展开溯源讨流的同时，分析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承袭、改造、转化、延伸等情形，由探讨词义变化切入，发掘其间包蕴的历史文化内涵。 近代历史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近代新语的创制演变过程；近代中国各种新思想、新事物、新技术层见叠出，是通过不断生长的新语汇、新名词予以表达的。用费正清的话说，即“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近现代出现的大批名词、语汇，有的是重新创制的，有的从日本直接引进，有的通过对旧语词进行改造和转化。近代社会新语系统的不断扩充和膨胀，是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标识。章太炎援引日本学者武岛又次郎修辞学的论述认为： 外来语，破纯粹之国语而驳之，亦非尽人理解；有时势所逼迫，非他语可以佣代，则用之可也；若务为虚饰，适示其言语匮乏耳。新造语者，盖言语发达之端，新陈代谢之用也；今世纪为进步发见之时，代有新事物，诚非新造语不明。 近代以降，伴随西方学术文化涌入中国，其内容大大超出传统概念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容纳范围。在此背景下，借用日译新语和创造新语势属必然。今人探讨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形成，考察新语生成、演化、定型等过程也就成了必由之径。“新事物”与“新造语”之间的互动，不只是“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面对产生大量新语的近代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从考察新语的生成人手对之进行解析，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历史研究的一个缺失。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滞后于西方，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文化或经由日本或伴随着西方国家军事上的入侵，开始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输入中国，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思考与变革，新语的不断涌现就是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本能反应”。近代中国社会新语的大量创制，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反映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转换。冯天瑜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多年来一直以近代新语为窗口展开近代历史文化研究： 近现代中国新思想迭出，而新思想无不仰赖新语汇表述新概念。君主立宪思想采用“议院、上议院、下议院、国会、虚君共和、君民共治”等新语；革命思想倡用“革命、共和、民权、民治、主权在民”；进化思潮广用“物竞、天择、进化、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自由主义服膺“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社会主义频用“阶级、资本、资本家、剩余价值、专政、群众、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语的创制，新思想便无从产生与传播。反之，新思想与新事物一起，又成为新语涌现的无尽源泉。 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由于大量术语系的出现而有了不同的路向。新名词、新概念在近代生成、传播，从深层结构上影响着人们的知识谱系、人生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的内核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那些被统称为“现代性”的因素，即是随着不断产生的新语而变得日渐丰富并逐步凸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近代历史文化的“话语体系”，成为构筑近代历史的重要内容。 19、20世纪之交，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日益扩大，一方面，为了应对日新月异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大量日译汉字新语涌人中国，使语言体系得以满足对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指称；另一方面，大量日译汉字新语的涌入，必然对传统的话语结构和学术体系形成巨大冲击，短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语”现象。张之洞等人曾试图借助体制的力量阻遏这一潮流： 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 对于身处传统语境中的晚清士人来说，许多由日本输入的汉字新语，字形虽与中国古典词并无二致，其义却“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也在情理之中。百年以后，对于已经熟习此类词“新义”的今人来说，其在中国古典中的真解大多已不甚了了。研究者如果以今时之义度古人之见，导致误识也就势所必然。故对今时习见惯用的某些概念进行辨析，考其源流，探讨其中的宛委曲折，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文学”概念转换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论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中国古典词都发生了词义的转换，其间大多经历了语义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以“文学”词义的演化为窗口探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近代转换，是基于对核心概念和关键术语古今演绎、中外对接所蕴含历史文化意涵的充分认识，文学史、学术史、文学思想史等层面的意义也由此得到很好的体现。 “文学”虽然是中国古典词，但在清民之际的话语体系中，其义却并不明晰。章克标等编译开明文学辞典，曾对其间复杂多致的情形颇存感慨：“文学二字，一见其意义似甚明了，然仔细一想，则其内 容极为复杂，词义甚是暗昧。”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指出：“文学、文艺二词，本为中国所固有，并非起于西洋文化输入之后，而使用的方法，向来很暧昧，含义颇多。自从作为英文literature的译语后，概念益觉含混。”民国前期的文学史书写，都将辨析“文学”概念的古今中西异同视为不得不予展开的言说：“文学之正变，古今既如是其不同。研讨文学者，所当剖晰而深究之。而述史者则惟本事实以为叙论，界说非所问也。但至今日，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摭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者也。”当传统遭遇西方，中西“文学”概念之间的对接与融合，以及传统“文学”观念近代转换的复杂过程，都须通过厘析“文学”概念古今演绎、中西涵化的历史轨迹而得以辨明。 考察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转换，可以有多种途径，而“文学”观念的转变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吴康关注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代“文学”概念的差异，强调在把握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展开比较研究： 昔仲尼述弟子四科，首标文学之名，说之者谓文章博学(邢疏)，盖谓博通学术，善为文章，二事兼能，非但操觚载笔为文辞而已。近百年中，海通以还，浸淫欧化，译名新义，风起云涌，特较故训，多有异同。今言文学，乃译拉丁语律兑来Litterae谓美文学Belles Littres著述之总称也。美文学者何?谓讨究为文之术，谨严弘丽之作，若文法，雄辩(修辞学)，诗歌诸学是也。拉丁又言律兑拉杜Litteratura，由律兑来孳乳而生，即今英法德语文学一词所本(英Litterature，法Litteratur，德Litteratur)。 西方近代“文学”概念的涵义十分丰富，有“外周”与“内涵”之别。其中“外周”诸义，与广义的“学问”类似，根据指称对象的不同，可作以下分类：一，“文学为美文学智识之总称，如庠序所设文学课程，凡文法、修辞、诗歌诸科讲授，皆在其中”；二，“一文学作家之篇章，或其著述全部，如司马相如之文章，亦日司马相如之文学，言其所作三篇，如子虚、上林之流，或其生平著书之总也”；三，“文学职业，如日专意肆志于文学，谓委身于文艺作业也”；四，“一民族，一国家，一时代文学作品之总量，如犹太文学，中国文学，英伦伊利萨白Eliazbath朝文学其例也”；五，“地方一时代文学作家之全体，如云全体文学称扬或攻驳某书某人也”；六，“讨论一问题著作之总体，是为书目，为经籍志Bibliography，如探究唯心论之书目，可日唯心论之文学，论述社会注意派之经籍志，可曰社会主义之文学也。”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文学”，与“科学”相对，相当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历史、文艺、政治、社会诸学，“凡述情状物，辨理纪事，但施之文字记载，即得谥曰文学，是乃著述之总称，方策之称号矣”；狭义“文学”，即所谓“纯文学”，“则为著述一部分之专名，以宣扬意志、发舒情感之作为归，不拘叙事述情辨理之篇，皆以艺术精工，条理明密，思想深远，始得号曰文学，则散文之论辨、史传、小说、述记，韵文之诗歌、剧曲等类是也”。之所以对古今中外“文学”概念予以细致考辨，正是认识到其间的差异及由此反映学术体系的不同。 “文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存在“文献经典”、“文章博学”、“学问”等义，又被用以指代“儒学”、“理学”，虽为“孔门四科”之一，却并未形成独立形态。清民之际，随着西方新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的输入，“文学”概念经历古今转换与中西涵化，演为用以表述近代分科体系中独立学科门类的新名。朱希祖撰文学论一文，对“文学”观的中西差异及其近代转换予以详细分述：“在吾国则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在欧美则以文学离一切学科而独立”，中国传统“论文学者，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凡无句读之如图画、表谱、簿录、算草，有句读文如赋颂、哀诔、占繇、古今体诗、词曲之有韵文，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之无韵文，皆得称为文学”，西方近代学术则“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皆有专著”。有见于此，朱希祖指出，要正确把握“文学”概念的中西差异，必须认清“文章”与“文学”之间的差别：“盖前所论者，仍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不过分为说理、记事、言情三大纲耳。此以言文章则可，言文学则不可。何则，文章为一切学术之公器，文学则与一切学术互相对待，绝非一物。”言下之意，以文字记载历史、哲学甚至自然科学诸科内容的，亦不妨为“文章”；而“文学”则是作为与历史、哲学等科同级的学科分类，范围较“文章”要小得多。 近代分科体系中的“文学”，主要是在汲纳西方(经由日本)近代“文学”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文学”概念的古今转换，由传统的“学术”演变为指语言艺术的独立分科。民国九年(1920)十月，朱希祖作中国文学史要略叙，叙述1916年至1920年间“文学”观念的变迁： 中国文学史要略，乃余于民国五年为北京大学校所编之讲义，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 公言报曾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情状一文，概括评述了1919年前后北京学界的各种思潮。文中将朱希祖视作介于新旧二派之间的代表人物：“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于国学，且明于世界文学进化之途径，故于旧文学之外，兼冀组织新文学。惟彼之所谓新者，非脱却旧之范围，盖其手段不在于破坏，而在于改良。”在朱希祖个人，反映的不过是其文学观念的变迁。但从整个文学界思想界的状况而言，却包含了一段深刻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学观念史演变的曲折历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学史观的巨大变化。 “文学”观念的近代转换，使得“五四”以后的学者在论及“文学”词义时，都开始将古今词义的变化纳入关注的视野。如舒新城(18931960)主编中华百科辞典释“文学”云：“(一)孔门四科之一。论语称文学子游子夏，疏谓文章博学，就所称文学皆此义。今世界所称文学，有广狭二义：狭义与哲学、科学相对峙，专指诗歌、小说、戏剧而言；广义该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言之，亦谓之文的科学。”戴叔清编文学术语辞典，“文学”一词对应的英语词汇为literature，具体释义，同样作了广、狭之分：“把用言语文字表现的人的精神的产物称作文学。在狭义方面是说诉之于空想及感情的艺术的作品。普通称作纯文学的就是这个。广义地说的时候，包括在文字里所表现的一切的记录，哲学，历史等。”由此不难看出，“文学”概念在近代的语用实践中经历了古今演绎、中西涵化，词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通过概念演化的窗口，透见的是古今中西文学史观和文学学术体系的差异：中国传统以广义的学术为“文学”，近代以后受西方(经由日本)影响，形成了以狭义“文学”为基本内容的“纯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