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热”与中国瑰当代文学研究.doc

“汉学热”与中国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汉学热”。产生于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汉学，颠覆了传统文学观，重新发掘了一批被主流追蔽的重要作家和文学现象，拓宽了学术空间，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理念，促进了学科研究方法和格局的变化。然而，由于汉学本身依存的西方话语背景，其与生俱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在的，主要表现为；因意识形态立场的偏见所导致的文学史价值评判的偏见，因研究方法的机械套用所导致的泛理论化和泛文化研究倾向，并由此带来的国?妊缑客瞥缥鞣嚼砺鬯?表现出的研究心态的自卑以及原创力的欠缺。面对“汉学热”，正确的态度是在吸收借鉴的同时进行深刻的反思，既要跳出地城窠臼勇于接受，又要立足本土文化与之对话，否则就会丧失学术尊严和话语权力，难以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他者”身份。 田文兵(1975)，男，湖北省仙桃市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汉学，指海外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研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在中西经济交往的刺激下，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汉学作为东亚学中一个不起眼的分支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全球化语境背景下的汉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其表征为关注的领域由古典拓展到现代、当代，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华裔学者也参与其中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来说，出现了诸如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一批可谓盛极一时的汉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对国内稍显沉闷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一度掀起了一股“汉学”热，产生于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汉学，尽管研究方法因人各异，但其显在的共性是不容忽视的，即汉学是作为正统西方学术研究的“他者”而存在，面向西方并为之提供中国文化信息。因此，我们在肯定汉学的贡献并借鉴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的方法和理论外，还必须对汉学与生俱来的负面因素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 实事求是地说。汉学对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汉学作为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海外汉学家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助于学科的海外延展，同时我们也可借鉴其研究方法和理论，不仅加强了中西文化和学术交流，而且有助于推进学科的发展。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国家不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它受控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弱势地位可想而知，再加之以往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并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因此很大程度上来说，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处于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想象状态。但是客观来说，有些海外学者在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时还是能以具体国情和民族环境为依据。在欧美汉学界有着崇高声望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是“第一个改变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局面的人”。他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来到中国，也结识了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进步文化人士，实地了解中国文化，因此他能够从中国文学传统视角来研究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发展关系，在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性和主观性等方面的创见颇富启发性。而且，普实克感同身受中国民族和阶级矛盾，能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有其具体民族环境的差异性，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因此他主张把文本置入其所产生的特定时代、社会和历史语境中来研究，而不能完全用西方话语体系进行解读。这一切，都给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海外汉学给当下中国大陆学术界造成冲击波效应的主要还是一些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华裔学者凭着他们的文化积累和史料收集，运用国外较前卫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阐释，较早的有20世纪70年代末经由港台流入国内学界的美籍华裔汉学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紧接着是与夏志清研究策略一脉相承的李欧梵和王德威等人，再就是80年代赴美留学后在境外任教，以“再解读”为契机进人中国学界视野的孟悦、刘禾、唐小兵、黄子平等。他们以对国内学界的了解和前卫的思想、独特的观点，对汉学热在国内学界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显然，这些华裔学者的研究并不完全局限于西方视野，而是以一定的史料实证和文化背景为基础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海外汉学因历史局限而出现的误读起到纠偏作用，对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合理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再者，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西文化有了平等交流的可能，一方面表现在海外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规模空前地翻译引进，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也有更多机会与海外学者共同研究探讨并互动交流。这种翻译和引进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沿袭或者人云亦云地照搬，而是把海外学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成果和问题意识作为重要的参考与借鉴，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生长点。 不可否认，最近二十多年来在海外汉学家的触动和启发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改观。其一，表现为对传统文学史观的颠覆。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前的文学史叙事一般是以左翼文学史叙事为主流，并且文学史的分期是以政权的更替作为现代和当代的划分标准，文学批评标准也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海外汉学家的文学史著和文学批评传人后，学界的思维观念和研究热点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以左翼文学为核心的文学史研究模式被重写，以“颓废”色彩为特征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得到重视，对曾被意识形态遮蔽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等的重新发掘和研究，文本的“再解读”以及当下热门的期刊社团研究和文化研究等，都与海外汉学家们所倡导的研究问题角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就以从80年代中期至今仍被文学史家关注并实践着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海外汉学的启示而提出的。近20年来，在“重写文学史”大潮下，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对以左翼叙事为主导的传统文学史观进行反思，出现了一批有独到见解的文学史著，较具代表性的有孔范今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以及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综观这些文学史著，有了很多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地方：例如，在历史分期上不再是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机械划分，而是把百年文学作为整体全面观察。开始较多论述“五四”与晚清文学关系并力图探求近代、现代与当代的内在联系；在叙事主线上不再是左翼文学一维叙事，而把日常叙事和通俗文学等非主流叙事也纳入文学史，肯定了左翼之外 其他思潮流派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在研究立场上不再是简单的国家意识形态视角，而是严格审视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了左翼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错误；研究方法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客观评价曾被主流遮蔽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对沈从文、张爱玲、梁实秋、周作人、钱钟书等现代作家的重新评价以及对“现代派”、“新感觉派”、“新月派”、“九叶诗人”等的重新发掘。这些新的文学史观视阈下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史建设的重要补充和构成部分。 其二，表现为学术视野的拓展，中国现代文学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有限的作家作品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后基本成为显学，这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现代文学已没有太多的价值，于是将研究范围要么向近代或者当代扩展，要么转入史料的发掘，以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致使现代文学研究界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然而海外汉学家以不拘格套的研究思路，在这个被国内学术界认为很难再出新成果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对所谓的权威定论的质疑，另辟蹊径对处于主流之外的“边缘”的关注，用“颓废”的日常生活叙事来置疑左翼文学史叙事的合法性，等等，就是以这种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并逐渐被国内学术界接受和认同。20世纪70年代末，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刚一传人国内学界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批评者有之，赞誉者更众，但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誉，都不得不为他的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学术观点所吸引。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不仅采用“新观点来审视胡适、周作人两人的成就”，还发掘出了一直处于文学史边缘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重要作家，肯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使传统左翼文学史叙事中的经典作家构成有了很大的改观。海内外的“沈从文热”就是在其影响下出现的，国内学界也经历了80年代热衷于对沈从文的“翻案”重评到90年代以来进行冷静学术研究的过程，出现了如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等系统研究著作，从而比较公正地确立了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李欧梵则“故意站在边缘的地位”进行“个人的反潮流的学术尝试”，“一直在超越在大陆学术界挂帅的现实主义和革命主潮”，建构了以“颓废”为主线的文学史叙事。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中“颓废”就一直存在，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颓废”小说，并把王国维的文学批评，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老舍等作家作品。新感觉派以及张爱玲的小说等都纳入了他的“颓废”叙事之中。王德威沿着李欧梵的足迹，致力于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研究。他认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那些被“五四”知识分子贬为琐屑、颓废，或是反动的作品如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这四大类晚清小说才具有现代性。这种以“颓废”为特征的文学史叙事确实是一种比较新奇的研究视角，在方法论上给国内学术界带来了诸多变革。尽管夏志清等人的研究策略和研究成果还有许多存在争议的地方，但这种与国内学界一贯采用的“五四”叙事和左翼叙事反其道而行的研究思路，对拓展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有着重大的意义。 其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格局在汉学的影响下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汉学家们之所以在国内学界能引领潮流，很大程度是因为身居海外“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及时接触西方较为前卫的理论。这些海外学者操持着西方先进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重新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并对经典文本进行再解读，具有再创性意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浸润在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和“新批评”等理论中；而王德威最近出版的当代小说二十家，在评说当代华语作家时，更大量运用到了卢卡奇、巴赫金、罗兰?巴特、本雅明、阿多诺、列维?斯特劳斯、海德格尔、德里达、弗洛伊德、福柯、拉康、萨义德等十多位西方学者的言论以及当前热门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显示出视野的开阔和理论储备的深厚。由国内学者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亦能明显地感觉到海外汉学难能可贵的思想性和探索性，因之被编者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迈出了“第二步”的研究成果。以唐小兵为代表的汉学后起之秀对经典文本的再解读为例，他们“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这种再解读的研究思路一般是选择某个经典文本，通过“内层精读”，展示文本内部的叙述逻辑，再对其进行“外部重构”，即探求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孟悦在其再解读的代表作(白毛女)与延安文学的历史复杂性中，比较分析了白毛女三种不同文本形式和特征演变，认为白毛女之所以出现这三种形态是不同文化力量在文本上的互动的结果，因此她得出的结论是：“白毛女以及许多其他革命文学作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摩擦互动的结果，而不仅是政治话语的压迫工具。”这种再解读不仅展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法，改变了部分青年学者对左翼文学简单拒斥的观念，而且为体制下的文学史叙述提供了另一种言说的可能，拓展了学科研究视野。在这种解构思维的影响下，国内学界也出现了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以及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等学术著作和一大批再解读文章。 同时，海外汉学家在阐释文学现象、评价作家时以作品为衡量标准的学术理念也为国内学界颇多借鉴。以“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为宗旨的夏志清在回复普实克批评的长文中，重申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理念：“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发掘品评杰作，注重文学价值，成为夏志清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基本衡量标准。我们暂且不论夏志清的这部小说史著是否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不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研究的附庸，但其提出的文学史家写史要坚持作品的文学价值的独立意识还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在当下的文学史著注重史实的积累、材料的发掘而不作价值判断的潮流下，发掘、品评杰作尤其难能可贵。中国现代小说史力主以文学价值为中心，以文本细读为出发点，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这种文本中心论的理念对于现今流行的历史化和语境化的写史理念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和反拨，对于学界端正文学研究的不良倾向不无裨益。应该说，注重文学的历史语境固然开阔了史家治史的视野，也确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进入历史的途径，但过于强调文本和历史语境的关系，则既可能淡化文学文本的审美意义，又极易陷入历史主义的泥淖，导致文学最终沦为“历史的婢女”的尴尬地位。事实上，不仅夏志清重视文本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其他的汉学家如王德 等，不一而足，热闹非凡。如果是“拿来”并理解透彻了，再来探讨本无可厚非，但若只是追赶潮流或者一知半解那就不值得提倡了，此类毫无主见的学术贩卖行为不仅无助于学术界的健康发展，而且还造成一种不良风气的滋生。就拿“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说，李欧梵和王德威等人肯定知道在西方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重解释的存在，但他们仍不做概念的界定就随意拿来阐发中国文学现象。譬如，王德威在评说“革命文学”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当四十年代政治激进的作家朝向为革命而文学的目标迈进时，他们对中国现代性的企图的结果，即使不算是中国所有的政治传统中最老旧的传统，也是中国所有的现代性中最不现代的现代。”再如，唐小兵认定延安文艺的性质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文化运动，李欧梵更混淆了“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界限，把“颓废”当作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如果按照西方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定义或者按照西方经典的现代文学形态来设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模式，它也不应该只是“颓废”或者“日常生活”叙事，即使现代性有这层含义，也不能断然否定“五四”文学、“左翼”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就不具有现代性或者是“最不现代的现代”。笔者在这里不想讨论“现代性”界定的孰是孰非，但有一点应该清楚的是，既然“现代性”概念如此繁杂，甚至出现自相矛盾之处，那么研究者就应该考虑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具体性，难道只允许西方有现代性而就不能允许中国有属于自己的现代性?这种经过简单的概念的比照就肆意抬高或否定某类文学叙事，甚至推论出一种现代性压抑了另一种现代性的观点，不能不让人想到：难道现代性也有优劣之分等级之别?而此类褊狭的现代性观念的文学史研究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理解上的误差，即如果现代性是“日常生活”叙事或者是“颓废”叙事，那么与之相对的启蒙主义和构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就被排斥在现代性之外，说到底这种研究思路只是二元对立思维的简单换位而已。 同样，近年来异常流行的另一术语“想象”也因被滥用而暴露出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想象”在学术界的流行或多或少与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的出版有关。王德威在该著的序：小说中国中认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小说纪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作的目的之一：“我更是借此书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了“想象”的必要性：“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然而我们如果不能正视包含于国与史内的想象层面，缺乏以虚击实的雅量，我们依然难以跳出传统文学或政治史观的局限。”对这看似理由充分并且推理严密的文学史“想象”观，国内可谓应者如云，有研究者就认为小说具有民族国家想象的特质，进而认为小说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写真，更有模仿王德威等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小到个体文学现象大到“民族中国”形象进行任意“想象”的言论。其实，只要我们从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两者的关系来略加思考，就知道“想象”理论脆弱得简直不堪一击。我们不否认小说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历史政治更真切实在，但小说的基本特征是虚构，即使小说与历史真有密切的关系，也只能是小说通过“叙事”虚构了历史，因此小说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更多的是小说参与了对历史的虚构。“想象”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方式，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需要进行有选择性的“想象”，更何况王德威“想象”的依据是带有虚构性的小说，这种以虚构为前提的推论即使再具有逻辑性，但与现实生活和客观事实相比，仍然只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或许王德威本意根本就不是为了建构一个客观的“中国”形象，而只是通过“想象”的虚构性试图获得“重写事实的虚构的权力”。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那么迷信他的观点，而只能当作一个较为新鲜的说法而已。 还应该看到，汉学研究方法中相对机械的理论模式所导致的泛理论化和泛文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一种是以黄子平、唐小兵、孟悦等为代表的先预设理论以阐释对象，表现为对文本的再解读；另一种是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为代表的注重历史线索的清理和材料的梳理，由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他们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因过分强调理论，往往出现硬套理论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很多研究者想当然地把西方理论作为权威结论预设，具体操作往往表现为在文章开篇先进行引述，然后在文本中发现并建构某一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最后经过印证得出与理论相符的某个结论。经常被引述的几个比较流行的理论有杰姆逊的“民族寓言”、福柯的“话语权力”、阿尔杜塞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等。但总体说来，“挟洋以自重者多，独有见地者少”。再解读容易出现硬套理论和过度阐释现象，文化研究也因为学科界限的模糊。出现了与文学审美毫无关联的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注重文本的历史语境，用丰富的材料构建历史，确实能给予文学史和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以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如果一味地堆积材料，或者把文学研究变成史学研究或者考古研究，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弊。现在时兴的期刊研究和其他文学外部研究就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以期刊研究为例，在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起)之后，期刊研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不仅很多成熟的学者投身其中，每年更有大量的硕士、博士以期刊和社团研究作学位论文。作为思潮的一部分，期刊和社团研究确能厘清当时社会思潮动向和期刊社团同人的创作思想状况，但如果过多的关注出版、传播、读者接受以及社会制度等外部的研究。就会无形中放逐了文学内在的审美研究，文学研究就会在文化研究的挤压下失去其本身的特质和存在的价值。不管理论多么新奇，也只是被用来分析和阐释作家作品现象的工具，以文本的文学价值为本，强调文本的独立地位，终究还是我们研究文学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理念。文学具有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审美特质，回到文学性的立场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面临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汉学热”，足够冷静的研究者应首先是对其辩证地思考，对其理论工具和问题视角吸收借鉴的同时，既要跳出地域窠臼勇于接受。又要立足本土文化与之对话，因为只有互相碰撞才有推陈出新的可能，否则就会丧失学术尊严和话语权力，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他者”身份。 (责任编辑：张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