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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民俗文化与乡村社会”论坛综述 “转型时期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的地位与作用”是民俗学界一直关注的重要课题。三年来，浙江大学和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省内学者和民间人士对浙江省的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问题开展了深入全面的田野调查和系统研究。于2008年9月25日，在中国杭州召开了“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 “民俗文化与乡村社会”是会议的三个论坛之一，汇集论文最多，参加研讨的学者也最多，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温州大学、湖州师范学院、台州学院等科研院所、高校、民间研究人士出席了本次论坛，紧密围绕着主题进行专题研讨，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民俗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理性探讨 “转型时期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首先必须在概念和内涵上进行分析。 金泽在关于“转型时期民间信仰的地位和作用”的几点认识一文中从结构功能的视角解析了民间信仰的社会文化作用。他认为民间信仰从总体上属于原生性宗教，但它和其他宗教形态一样都是信仰神灵、神圣力量或神圣存在，在本质上和信仰一神的宗教形态没有本质的区别。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已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代。它的外部环境已不同于以往，其内部的结构与整体的功能也不同于以往，认识它时候应该把动态的因素，动态变化的因素加进去，而且还会随着社会转型。曾传辉在民间信仰本质属性和特殊属性之我见的论文中也把民间信仰界定为原生性宗教或者称为非先知型宗教，并把民间信仰的特殊属性归纳为弥散性(连晓鸣也称之为依附性)、实用性和地缘性的特点。民间信仰作为宗教的本质属性和它的特殊属性必须在认识过程中进行全面的考虑。 关于民俗文化与非物质遗产文化的保护，刘魁立在“俄罗斯旧礼仪派谢米斯基人信仰与民俗的考察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在以前把常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项目，把它从现实生活当中单独的独立出来，加以保护，这样和他整个的生活环境有这样那样的脱离，而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 可以对整个文化生态进行关注，也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后比较长时间存续，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生存条件。刘朝晖在文化空间视野下的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文中认为 “文化空间” 的村落社会可以改变文化保护中只是凝固的、沉寂的、物化的状况，但是非物质遗产的保护遭遇保护主体缺失和村落主体性的问题。在乡村宗教信仰的保护上，刘志军在乡村宗教信仰的大小传统及其变迁一文中认为民间信仰在大小传统上的差异较大，并有着历史的延续性，乡村城市化对其影响较小，其分野使我国珍贵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延续，丰富了我国文化的多样性。 2、民间信仰的现代衍变和转型 大部分与会学者都认为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并在当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顾希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隍信仰一文中指出“城隍信仰”是“民间信仰”，后来进入“国家祭祀”，今天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但是城隍信仰过去长期作为城市的特殊信仰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可以简单废止的，应通过恰当的方式，让它可以继续存活下去。任双霞在义乌城隍：社会信仰中的民间信仰一文中从信仰与城市变迁的角度，认为城市变迁带来民间信仰的自我调适与信仰的转型，城市变迁与民间信仰的转型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罗以民在中国城隍信仰变迁考辨一文中认为民间信仰里包含了很多好的养分在里面，这些养分对我们很多民族文化的形成也有很深的影响，中国的历史是迷信和理性同构，隐藏在历史精神活动中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低级力量”对中国民族传统的形成发生过积极作用。 张密珍在转型期水南村的民间信仰与宗族的复兴变迁一文中谈到民间信仰是村庄权力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民间信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复兴，将成为当前村落文化修复与重构的重要资源，陈进国在宗教复兴与文化自觉一文中指出作为地域核心的宗教信仰，它的复兴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得以提升、得以呈现的一种表现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宗教信仰复兴，代表了特定时期的群体或者族群自觉的意识，孙金波认为温州民间信仰发挥了村民的“自组织”功能，与当地经济的互涉明显，与宗族文化相得益彰。 任映红、吴帅在温州村落民间信仰的社会学分析一文中认为民间信仰在温州有其精神和文化价值，现实的功利需求和“精神货币”的作用成为村民的信仰动机。民间信仰对村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心态和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双重作用，必须在乡村社会整合中加强管理和引导。 王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国力一文中从政府的角度也对民俗文化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民俗文化所携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是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提升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苏小锐认为政府对民间信仰场所的管理需要有一种社会责任，并尽快完善政策、法规。周勇辉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用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管理模式不适合，出台政策管理，实施管理措施之前必须进行科学的论证。 3、民俗文化和地方神信仰 更多的学者从一些具体的个案对民间信仰的现状以及民间信仰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演变、影响、意义和作用。徐宏图认为浙江戏剧最早起源于良渚先民的祭祀仪式等民间信仰活动，戏剧在民间信仰中得到传承和提高，借民间信仰维持和扩大演出市场，在民间信仰中培养和发展了观众。纪华传在转型时期天台的济公文化与信仰活动一文中认为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济公文化和信仰的历史变迁过程，经历了由开始的误解、压制，到逐渐被宽容地接受和理性引导的过程。徐雪凡认为观音信仰表现了人们心灵的挣扎与呐喊，有此信仰使他们的绝望和痛苦得以发泄与释放；同时，又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与憧憬，具有存在的现实意义。 邱国珍、赖施虬等在温瑞塘河民间信仰调查一文中指出温瑞塘河的民间信仰的活动频繁而且声势浩大，且与道教、佛教等宗教信仰相互融合。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心理一种祈求平安造成民间信仰兴盛。胡晓慧在温州大若岩胡公信仰调查中谈到胡公信仰在温州兴盛，特别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复兴直至近几年的日趋繁荣，这与温州社会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及温州人的经济性格是分不开的。叶涛也认为胡公信仰在浙江乃至全国都很有典型性，从胡公信仰上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在当代的一种复兴。 林子周认为在民俗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温州苍南，独特的圣杯诗、签诗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陈剑秋谈到浙南闽东的马仙信仰随着城乡建设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冲击，当前的庙会文化正在萎缩，对民间信仰的处境也让所有入感到担忧。郑筱筠在神圣空间的层次和神圣时间的累加一文中对浙江温州市苍南县拜经仪式进行分析，认为拜经仪式是一个不断重复的重生与神圣转换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有层次，逐层上升的。拜经对神圣空间的选择，本身是一个国家体制，或者是国家的牵制的直接干涉，或者间接影响。 林伟谈到浙江，临海钱王宫的信仰，大多数信众是在习俗文化的影响下进行，有着普遍的从众心理和功利性的特点。汪桂平在村落庙宇的复兴与乡土社会的互动一文中认为很多修复后的庙宇与当地乡土社会仍然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成为乡村信仰生活及文化娱乐的中心。 会议的成果是丰硕的，不仅是对三年中对“转型时期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的地位与作用” 这一问题的总结和回顾，也让田野调查作为民俗研究的重要方式也为更多学者所采用，这将大大促进学术界对“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研究”的深入。 (作者金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