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doc
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Sun Yatsens Thoughts on Industrialization YU Qiuhua (Research Center of Employment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Sun Yatsen expounded on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 work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His main points are as follows: China must carry ou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come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its ultimate purpose is to boost social welfare of the people and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China; its key lies in communications and production of raw materials, particularly railway building and iron and steel production; its way is to break autarky, pursue openingup policy, and utilize foreign capital and talent boldly on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sovereign independence. Suns thoughts on industrialization have not only left a precious spiritual legacy for later generations, but also been validated by more than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y also offer important inspirations for Chinas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Sun Yatse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revitalizing industry; communications;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一百年前,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不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诸多著述和演说,形成了中国近代最宝贵的经济思想遗产。其中,于1917至1919年间陆续写成的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被汇编出版为建国方略一书。该书不仅包括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面设计,而且集中地阐述了实施工业化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可以说,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精心绘制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蓝图,它饱含了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切希望和远大理想。这些构想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人的思想,即使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今日,它对中国当代工业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此,本文重新解读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工业化思想。主要围绕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搞工业化,工业化的目的是什么,工业化的重点或先行部门有哪些,如何筹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人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读,进一步系统地领悟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深刻内涵,探索不同时期工业化政策的思想渊源,以图发现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有益的启迪。 一、工业化的目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安乐 振兴实业,实现国民经济的近代工业化,以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是孙中山奔走几十年,竭尽毕生心血为之奋斗的目标。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即致力于著书立说,并奔赴各地演讲,积极热情地宣传振兴实业的主张。在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后,他自请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表示此后要竭尽全力从事建设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中国的近代工业生产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兴办工业的愿望和积极性大为增长,西方国家的军工企业也极力寻找新的市场。孙中山看到了大战之后给中国工业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并就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目的及历史机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 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孙中山从欧美各国工业革命后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中看到,工业化乃是通往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他说:“近世欧美各国之工业革命,物质发达,突如其来,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适地位而骤进至繁华地位。”1“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矣。”128在同欧美国家的比较中,他也看到了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悬殊差距。“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1111“我中国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级,盖我农工事业,犹赖人力以生产,而尚未普用机器以羁勒自然力,如蒸气、电气、煤气、水力等以助人工也。”127他认为,中国只有像西方国家一样,通过工业革命广泛采用机器,“方能有济也”。那些“工业发达之国”的产出是中国人工生产的上百倍,“倘我国能知用机器以助生产,当亦能收同等之效”,“即富力加于近日百倍矣。如是则我亦可立进于繁华之程度矣。”127孙中山以美国为例,来说明工业发达、机器代替人力之效率。他说:“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美国的“富源尚不及我之丰盛,然其实业发达,今已为世界冠矣”178。孙中山列举了美国钢、铁、炭、油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出数据,并通过与中国同类产品产量的比较,论证工业化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巨大差距。美国1916年“所产铁四千万吨,钢四千三百四十八万吨。而我国每年所产之钢铁不过二十余万吨,较之美国不过四百分之一耳”。“统计美国所发展之自然力”,“则美国约有一十三万万有奇之人以助之生产。” 这里所说的一十三万万有奇之人并非是美国实有之人,而是指美国所发展的自然力约16670万匹马力,以一马力等于8人力计之,则美国约有13亿有奇之人力以助生产。这正是“美国之所以富”的原因,也是“贫弱富强之所由分,亦商战胜败之所由决”的标志。179孙中山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1268 中国工业化的目的何在?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开篇自序中直言,之所以“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其目的就是要“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12可以看出,其工业化建设的目的不仅在于救亡图存以实现国家强盛,而且在于救贫求富以追求人民安乐。这一目的与孙中山一贯倡导的民生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在孙中山看来,振兴实业、实现工业化都是途径或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大众的社会福利,是改善中国几亿民众的生活状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首先着手扫清工业化道路上的制度障碍,致力于推翻帝制,创建共和。为此,他竭尽“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最后,终于“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11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这只是完成了革命破坏之第一步。而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就开始了。这使得他“不禁兴高采烈,欲以平生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14。他认为“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但事实上他更重视革命破坏之后的革命建设,认为和平建设规划更重要。他在阐述宏大实业发展计划后表示,“吾敢证言曰:为和平而利用吾笔作此计划,其效力当比吾利用兵器以推倒满清为更大也。”1265孙中山提醒国人不要把建国方略视为理想空谈,号召人们要“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14字里行间,其企盼国家富强、民生安乐的愿望溢于言表。 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有利条件有哪些?孙中山认为,快速发展中国工业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有多方面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可以利用的物质技术条件,大战后国际上的过剩资本和中国广阔的市场,为中国振兴工业提供了天赐良机。他说:“际当今之时,尔欲致中国于富强之境,其道故多矣。今试陈其一:即利用今回世界大战争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为开发我富源之利器是也。夫此等工厂专为供给战品而设,今大战已息,此等工厂将成为废物矣。其佣于此等工厂之千百万人,亦将失业矣。其投于此等工厂之数十万万资本,将无从取偿矣。此为欧美战后问题之一大烦难,而彼中政治家尚无解决之方也。倘我中国人能利用此机会,借彼将废之工厂以开发我无穷之富源,则必为各国所乐许也。此所谓天与之机。”他指出,如果中国不抓住这一有利条件,不仅会失去实业救国的历史机遇,而且要反受其害。“天与不取,必受其祸。倘我失此不图,则三五年后,欧美工业悉复原状,则其发达必十倍于前,而商战起矣。吾中国之手工之工业,必不能与彼之新机械大规模工业竞争,如此则我工商之失败必将见于十年之内矣。及今图之,则数年之间,我之机器工业亦可发达,则此祸可免。”178孙中山认为,大战之后中国工业市场的需求恰是解决欧美国家过剩资本和产品的有效途径,这是“两不相妨”、互利共赢的好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然而消纳机器之市场,又正战后贸易之要者也。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碾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武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此种开辟利源之办法,如不令官吏从中舞弊,则中外利益均沾,中国人民必欢迎之。”1111 在中国近代,主张利用西方的机器和技术来振兴工业的思想,并不是从孙中山开始的。林则徐、魏源等都曾提出过学习和仿效西方工业技术,以建立中国军事工业的主张。以“开眼看世界”著称的林则徐,曾有“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之说。近代早期改革派经济思想家魏源,也曾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提出了移植西方新式工业的主张,他认为“师夷长技”将使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2606然而,他们要求仿效西方工业技术的出发点主要是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目的在于制造“坚船利炮”,以图增强抵御外国列强侵略的实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首次用“兴实业”来代替“振兴商务”,认为“成大工厂以兴实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和关键。他提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并要求把“定为工国”作为“国是”,从而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口号。2695但其工业化的目的主要在于为民“求富”。孙中山的工业化目的超越了近代早期的思想家,他除了将振兴实业看作为民救贫求富、为国救亡图存的主要手段外,还把它与整个社会进步甚至与世界大同联系起来。孙中山认为,振兴实业不仅利国利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世界大战宣告停止之日,余即从事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次第成此六种计划。余之所以如是其亟亟者,盖欲倾竭绵薄,利用此绝无仅有之机会,以谋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也。”1106可见,孙中山的视野更广阔,他不仅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世界和平的使者;他不仅关心中国的富强与进步,而且希望通过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 二、工业化的重点是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 选择工业化的重点和主导部门,对于尚未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实施工业化从何处入手呢,这是孙中山在制定工业化方案时面临的关键问题。在孙中山之前,魏源曾主张以军事工业带动民用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在缺乏一般工业基础的情况下,这势必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化,从而加深中国对外国列强的依赖性。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提出要以对外贸易作为带动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然而,这样的发展道路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人口大国来说,国内的需要和国内的条件都未必能适应。张謇的“棉铁主义”提出要以棉和铁两种工业作为实业发展的重点,但似乎也不够明确和全面。孙中山在工业化重点方面的思想,大大地超过了他以前的思想家。他从战略布局的角度,提出了更明确、更完整、更科学的实业建设思路,即必须把全面发展和突出重点结合起来,由此填补了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空白。3他认为,“欲谋实业之发展,非谋其一端之可以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能生效。”4就是说,不能片面地“谋其一端”,而应该“万端齐发”。但“万端齐发”不等于“乱箭齐发”2814,应该既有总体的规划,又有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所展示的工业化蓝图,首先是一部庞大的全面发展计划,全部计划分成六个子计划。第一计划包括在北方直隶湾中“建筑不封冻之深水大港”,由北方大港起,修筑西北铁路系统,达西北边境,移民蒙古、新疆,开浚运河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开发直隶、山西煤铁矿源,设立制铁炼钢工厂。1115-123第二计划包括在杭州湾北岸建立东方大港,并彻底整治上海港,整治扬子江,建设内河商埠,改良水路及运河,在长江沿岸建立无数大士敏土厂(水泥厂)。1126-156第三计划包括在广州建南方大港,使之成为世界港,改良广州的水路系统,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创立造船厂。1158-192第四计划是建立十万英里铁路的明细计划,包括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扩张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以及创立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1193第五计划是发展民用的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和印刷等工业。1244第六计划是发展以矿业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包括铁、煤、油、铜和特种矿的采取,还包括矿业机器的制造和冶矿机厂之设立。孙中山认为,六大计划中的前四种计划是专门论证“关键及根本工业”的,而第五个计划则是讲述“个人及家族生活所必需,且生活安适所由得”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关于第六计划,孙中山强调,这一计划中所说的矿业,“在吾第一计划之第五部中”曾论述过,“但矿业为近代之重要事业,有不可不另设专部以研究者”。可见,矿业发展计划虽然排列在最后,其重要地位不容置疑。从总体上看,六部计划是整体协调的建设规划,前三部计划从空间布局的角度,以北、东、南三大港口为中心向内向外扩张,三大港既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又是向国内纵深发展的辐射点。三大布局中铁路运输都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强调采矿、冶炼、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重视发展机器制造业。 孙中山所选择的工业化重点部门,是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铁路和矿业。他曾在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中写道:“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2814显然,孙中山是把交通运输和原材料生产作为实业发展的重点或主导部门的。他认为,这些部门是实业发展的先行部门,没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没有强大的原材料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法进行。孙中山把这些部门称为“实业之母”和“实业之利器”。2815在交通运输业中,孙中山又以铁路为中心,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他还以美国为例,说明美国“铁路为世界至多,而其富强亦为世界第一”。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接受督办全国铁路的任命,准备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并为这一计划奔走呼吁。5孙中山所说的矿业,即原材料工业,主要包括采掘和冶炼工业,重点是钢铁生产,他把钢铁称为“一切实业之体质”,强调“在近代工业中,称为最重要之原质者,是为钢铁”。1258他认为,钢铁工业是所有工业建设部门的基础,无论是筑大港口,还是修铁路,“所需物料当极浩大”,而这些物料皆须钢铁工业来供给。“当中国一般的开发计划进行之始,钢铁市场立即扩大,殊非现时实业界所能供给。试思铁路、都市、商港等之建筑,与夫各种机械器具之应用,所需果当何若。质而言之,则中国开发,即所以起各种物品之新需要,而同时不得不就附近原料,谋相当之供给。故制铁、炼钢工厂者,实国家之急需,亦厚利之实业也。”1125为此,“夫钢铁者,实业之体也;炭、油、汽、电者,实业之用也。”179“钢铁出产多少”乃“一国实业发达与否的”的标志也。5263由此看来,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非只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在中国本土它早已经有了思想渊源。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一向以“民生”为要务,强调振兴实业的目的是解决吃饭、穿衣等民众生活的需要,是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但在六大计划的论述中,他并未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食、衣、住、行等工业部门直接列入“关键及根本工业”中,这种做法似乎与他所倡导的民生主义不相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他的工业发展重点相矛盾,也不意味着孙中山在实业发展的计划中对生活资料生产的忽视。事实上,孙中山已经从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首先,他认为“个人及家族生活所必需”品的生产是“须外力扶助”才能发达的工业,而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作为先行工业,恰是能够带动这种民用工业发展的产业。“当关键及根本工业既发达,其他多种工业皆自然于全国在甚短时期内同时发生,欧美工业革命之后,即已如是。”1243显然,在孙中山看来,“关键及根本工业”一旦发达起来,必会带动“人民有许多工事可为,而工资及生活程度皆增高”。1243其次,从投资和经营的主体角度看,孙中山的实业开发计划是“分两路进行”的,一是“个人”经营的企业,二是“国家”经营的企业。他认为,“凡夫事务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1114孙中山划分出来的私人经营领域,基本上属于食、衣、住、行等生活资料生产的部门。他认为,这些领域只要国家在法律、税收、货币、政府管理服务以及交通等方面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可以了,其余则可以听任私人自由经营。而私人资本不能胜任或具有独占性的企业,则由国家来投资经营。可见,孙中山并非忽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生产,只是在论证国家投资经营的重点工业部门时,未将其列入其中。更令人折服的是,近百年前孙中山的这些国家工业化思想,与当今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与民营企业双翼腾飞的现实极其吻合,足见伟大思想家的高瞻远瞩。 三、实现工业化的途径是吸引外资和外国人才 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需要筹集巨额资本和技术人才,这是实业建设面临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近代中国国力日衰,在洋务派兴建官办企业时,由于企业规模小,数量也少,政府尚可以勉强拨款支付。官督商办的企业,则主要靠招商认股。但是,到了需要兴办大规模的港口、铁路、矿山及其他工业企业时,如何筹集必需的巨额资本就成了一大难题。如此庞大的工业化方案,政府无力承担,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可以说,靠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力量来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资金是不可能的。如何筹集这部分巨额资本呢?孙中山曾经设想通过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方式来实现土地国有,并用国有土地的地租收入来兴办国有企业,但这种既要国家得利,又要“农民得利”,还要“地主不受损失”2805的折中性设想是不现实的。在“殆无他策”1107的情况下,孙中山把筹集资本的希望投向了国外。 孙中山与中国历史上许多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改革家不同,他学贯中西,既明了世界潮流,也通晓中国国情;他了解西方的富强之道,也懂得中国贫弱之源6,他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的。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提出了在革命之后大规模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的主张。辛亥革命后,他利用各种机会继续积极地宣传这种主张。尤其在建国方略中,更进一步详尽地阐述了这种思想。他在实业计划的序言中写道:“余以为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外,殆无他策。此政策果能实现,则大而世界,小而中国,无不受其利益。”1107在第一计划开头部分又说,“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1114对于利用外资后的成效,孙中山信心十足。他认为,“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180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一点,他以“美国工业发达之速率”来说明问题。他表示,“若吾国人能晓然于互助之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所短,则数年之间,即可将中国之实业造成如美国今日矣。”181在孙中山看来,利用外资和外国人才,不仅会使中国受益,而且“世界亦必同沾其利”。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得到美国赞同后,使他备受鼓舞,甚至设想要在十年之内完成实业兴国大业。他乐观地估计,在美国赞同之后,“想其他之国当必唯美国马首是瞻也。果而,则此后只须中国人民之欲之而已。倘知此为兴国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炼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可见,孙中山欲打破闭关自守局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外资和国外技术人才急实业建设之所需的迫切心情。 孙中山不仅论证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也阐述了打开国门利用外资的可能性。他既从中国国情出发,分析了中国的优势与劣势,也用世界的眼光,借鉴了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中国“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也矣。”176然而,正因为如此,“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顾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唯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177“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177为了说明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外资的可行性,他以日本、暹罗(今泰国)两国维新之后的史实为佐证。“日本维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则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当时之知识学问尚远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幡然醒悟,知锁国之非计,立变攘夷为师夷,聘用各国人才,采取欧美良法,力图改革。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暹罗 “仿日本之维新,聘用外才,采行西法,至今不过十余年,则全国景象为之一新”。“吾国之境内尚有他国之租界,有他国之治权,吾之海关犹握于外人之手,日本、暹罗则完全脱离此羁厄也。是知暹罗之维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罗能之,则中国更无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158显然,孙中山对中国大规模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前景是十分看好的。 孙中山吸取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中国资源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利用外资必须坚持的原则,即必须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为前提。他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1108,“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2817。为了能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他针对外资的管理提出了一些设想。他认为,“外资之吸集”之后,可由国家雇佣外国管理人才来经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关于事业之建设运用,其在母财、子利尚未完付期前,应由中华民国国家所雇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而其条件,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及乎本利清偿而后,中华民国政府对于所雇外人当可随意用舍矣。”1114-115他所设想的本息清偿期限大致在十年,待“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182-83。在利用外资的具体方法方面,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一是要同外国资本集团签订平等互利的合约,允许外国资本取得合理的利润。二是主张以个人或公司的名义直接向外国公司借款,尽量不要向外国政府直接借款,以免引起国际纠纷。三是可以采取借资开厂、中外合办以及批归外人承办限期无偿收回等各种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3193孙中山的这些主张,显然对于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制定颇具指导意义。但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并不具备自己掌握发展主权的社会政治条件,而且在中国已经占据了殖民统治地位的西方列强,也绝不可能按照平等互利的条件对中国进行贷款和投资,因而这些主张只能是幻想。孙中山在晚年认识到了中国民穷财尽的“最大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为此,他提出了“民族自求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纲领,并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遗嘱留给了后来的革命者和中国人民。2818-819 四、结语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工业化思想,远远地超过了前人,他继承了近代早期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并把这些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建国方略不仅显示了孙中山实业治国的雄图大略和宏远抱负,而且表明了他顺应世界潮流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这些超前性的战略构想不仅在民国时期的政府政策中有所体现,而且在时至今日的工业化建设中仍然在实践和延续。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回顾孙中山关于工业化问题的诸多论述,对当今的工业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孙中山确立的工业化发展目标提示着人们,经济建设的目的是谋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安乐,最终是要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是要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无论何时都要以人为本,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次,孙中山筹划的工业化发展步骤提示着人们,搞经济建设必须放眼全局,要把全面发展和突出重点结合起来,既要有总体的战略规划,又要有重点发展的先行产业;既要由国家掌控基础工业的经济命脉,又要发挥民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再次,孙中山选择的工业化实现途径提示着人们,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打破闭关自守局面,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大胆利用外资和外国科技人才,使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中去。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没能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不仅当时的封建统治势力严重地束缚了新兴工业的发展,而且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也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既没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又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内忧与外患交织在一起,使孙中山的工业化宏图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然而,他的工业化思想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被实践。假如伟人在天有灵,俯瞰今日中国之变化,定会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