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起义研究》序.doc

杜文秀起义研究序林荃先生是我省杜文秀起义研究的知名专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对杜文秀领导的咸同云南各民族大起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59年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后，在广征博采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还走出书斋，深入滇西大理、保山、腾冲等地，访之乡村，询之父老，调查杜氏革命史实和起义军征战、建设和文化遗迹。先父马元(字一波)，是大理地区知名的老一辈的杜文秀起义研究者，在他陈旧的笔记本上记下了“林荃，云南大学文史馆(按：应为历史所)职工，64年6月来访”。在林先生的勤恳努力下，终于收集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起义军史料，他同时还关注国内外研究动向，充分利用外文资料，裨补国内文献记载之不足。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国史学界对杜文秀对外关系、大理政权的性质、杜文秀之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云南大学一位资深教授在清咸同年间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大理政权是“商人地主政权”。林荃先生从大理政权的队伍组成、政策措施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大理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他与宁超先生合写了大理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一文，与教授商榷，此后一直坚持己说，成为学界主要观点。 关于杜文秀对外关系问题，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也是评价杜文秀的关键所在。林荃先生利用自己在文物考古方面的优长，从史料辨伪人手，先后发表评杜文秀大理政权与英国的关系、再评杜文秀大理政权与英国的关系、三评杜文秀大理政权与英国的关系，证实了刘道衡使英与杜文秀无关，还杜文秀一个清白。在此前后又发表杜文秀初期活动的性质及其起义的直接原因、论杜文秀大理政权的性质、杜文秀起义文物史迹考释、杜文秀籍贯考等10余篇论文。见解独到，成果丰硕。成为继白寿彝、吴乾就、田汝康、罗尔纲等老一辈史家后，卓有建树的研究者之一。 林荃先生所著杜文秀起义研究一书，倾其数十年功力。全书共分杜文秀起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杜文秀初期活动的性质及起义的直接原因、杜文秀起义与大理政权的建立、大理政权的基本军政制度、大理政权联合各族各教的政策、大理政权兼容下的宗教与文化艺术、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从彝家兵马大元帅到大司藩李文学、法国的侵略与大理政权的反抗、斯拉登探查队腾越之行、杜文秀大理政权与刘道衡出使英国、大理政权反清战争战略三个阶段和杜文秀起义是云南近代史的开端等15个部分。 林荃先生在分析“咸同滇变”的原因时，除了论述各地的屠回事件外，还深刻地分析了杜文秀起义时期云南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他认为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阶级矛盾尖锐化与民族矛盾激化，以及灭绝人性的屠回事件是杜文秀起义爆发的原因。 在论及大理政权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时，林荃先生以大量史料为据，认为“杜文秀大理政权是中国近代史上，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主体的全国反清农民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林荃先生在“大理政权的基本军政制度”第二部分中，采用以实物证文献的方法，详细考证了杜文秀大理政权的职官制度。此项考证，林氏利用自己见到的珍藏于省博物馆和各地博物馆的46颗铜印和清朝军机处存的6颗金印、金包银印、银包铜印印谱和实物，结合文献，对扑朔迷离的大理政权职官制度作了详细论证，符合实际，颇显功力。同样，林氏在考证大理政权与英国的关系时，对刘道衡上英皇表用印“总统兵马大元帅篆”与故宫明清档案馆藏“总统兵马大元帅篆”用印相比较，无论尺寸大小与文字都有明显差别。他认为这是一颗“刘道衡伪造的假印”，刘道衡“使英”与杜文秀无关。这一发现补充和丰富了田汝康教授的考证，为解决杜文秀对外关系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林先生最后提出的“杜文秀起义是云南近代史的开端”，系结合云南近代史，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总之，杜文秀起义研究是一部熔学术性、史料性、独创性为一炉的好书，值得一读。特别是从事此项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应该一读，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推动云南历史上这次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的研究，有更多的好作品面世。 当然，本书也并非完美无瑕，有些问题的探讨，深度尚嫌不够；有些史料的鉴别使用，我与林先生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待研讨，这在学术上是很正常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林荃先生是一名汉族学者，但他不囿于传统的成见，而是以广阔的胸怀，执著的精神，客观公正的态度，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这项规模空前的云南各民族起义研究。这沉甸甸的硕果，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史学家辛勤和汗水的结晶，也是他毕生心血的真实写照，是为序。 2006年8月于昆明 责任编辑：马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