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教育问题结构性分析与治理启示.doc

中国社会转型期教育问题结构性分析与治理启示一、中国城乡转型中的社会结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经济遭到破坏。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解体，但1949年后大陆还是一个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直到1979年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中国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涌现了广为关注的“民工潮”，加之农村非农业性生产，中国社会结构悄然静变。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从计划经济为主导转向市场经济为主导，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单一型社会转向多元社会，从伦理型社会转向法治型社会。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转型是传承与发展的统一。费孝通先生于1947年在大量的社会调查与思考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提炼为“差序格局”1。如果费孝通的传统中国是“熟人社会”，那转型期的中国将因之称为“陌生人”社会。 第一、小农生产的“内卷性”天然劣势被现代工业化的大规模集约生产所冲击。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一书中指出：随着人口增多，土地减少，乡土社会抚育能力低下，土地投入与收益不成正比，耕作边际效应递减。中国传统小农制和乡村工业结合的生产，即使实现“耕着有其田”，土地上的出产之多只能勉强维持农民“不饥不寒”的生活，没有发展空间。因此，中国现代化、工业化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中国小农经济自身实现转型的内在需求。现代工业是以大规模采取机器，并系统地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工程，是劳动分工精细，协作关系严密复杂，同时生产社会化程度高，需要广泛、密切的外部联系。现代社会转型首先是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 第二、差序格局中非契约性导致转型期的中国人秩序感与伦理道德丧失。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对陌生人不信任，不合作，甚至坑蒙拐骗，使尽各种花招以牟取最大利润。家庭本位的社会造成乡土中国重关系、轻契约，在熟人社会，失信的代价很大，村落乡邻舆论或明或暗的声讨，甚至能使一个人在当地无法立足。但在现代社会，冲破地区、国界，日益全球化的市场，通行的是平等竞争的非歧视原则，“熟人社会”的亲亲疏疏原则面对国际化的市场时出现各种力所不及之处。 第三、家庭功能的弱化，血缘地缘逐渐被业缘边缘化，公共精神缺失。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公社与社会。其中“社会”的形式是公司、城市、民族国家，他们基于常规、政策、公众舆论和特殊利益的联系。转型期的中国，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不断弱化，传统意义上的等级结构不断弱化，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业缘正在建构。因此平等与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但社会转型是一个新生力量和传统习俗不断杂糅嬗变的过程，是各种新生力量间博弈的复杂过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各种由己为中心的由近及远的圈子。三纲五常虽然失去了等级性，但仍在发挥作用。 二、社会转型期的教育问题及分析 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子系统，不可避免地被社会转型的大浪潮所裹挟。教育领域被描述成改革开放以来最失败的社会实践之一，教育危机、教育“悔人不倦”的现象时刻描述着教育问题的严峻性和广泛性：儿童普遍厌学情绪、学习负担过重、考试竞争压力，道德失范，学校中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教师失职等学校显性现象；教师职业幸福感降低、教育工具理性化、评价体系单一、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公等隐性现象。教育问题必须置身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去分析。根据教育问题的多重性与复杂性，结合黎民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问题因果分析中对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分类2，教育问题大致三类：（1）基础性与基本结构性教育问题：这类问题是由于基础社会条件或基本的社会结构缺陷所引起的。这类教育问题包括：人口、贫困、文化落后、缺少民主传统、法制观念淡薄、公共精神缺失等。（2）变迁性教育问题：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功能障碍、关系失调、整合错位是这类社会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类教育问题包括：独生子女与特殊家庭子女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等。（3）偏差性教育问题：这是从个人或群体行为方面所作的分类，这类社会问题通常是与社会转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类教育问题包括：青少年缀学、校园暴力、学习负担过重、道德失范、教育工具理性化、评价体系单一、选拔制度失衡等等。 三、改良现代基础教育应发挥的功能 基于上文对中国转型期教育问题的类型化分析，第一类问题为基本性问题，但此类问题必须依赖其他外部条件。第二类问题重点从建立公平的多元评价体系，公正的各类入学选拔制度，可持续性教师发展制度等现代教育制度入手，保持教育结构性公正有序运转。对于第三类教育偏差性问题，要结合第一类基本性问题，创造多元价值取向的教育空间，减少严厉的直接控制手段，较多采用富有弹性的间接控制方式。归根结底，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在中国转型期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建立乡土情结下的公民教育。“公民”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城邦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就指出：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都可以被成为该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简而言之就是其人数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组合体。而现代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体在国家与社会之中，对其公民身份与地位、公民价值与作用的理性认识与心理反应。公民意识的前提与基础为公民主体意识，公民意识中核心为权利与责任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公民意识不等同于臣民意识、市民意识。公民意识的培养与建立需要教育发挥自身社会功能。但是要在刚刚脱胎于传统乡土中国乡土情节的大地上培养建立公民意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2.培养礼治体系上的法制精神。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实际是根据一种对社会的总体把握和深刻了解，把人归类，然后通过把人所在社会类属的地位明确化、固定化，在最终能够把人在社会联系中的位置相对地固定化。使每个人脱离霍布斯描述的”狼与狼”的“自然状态”，处于社会化人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重新界定。“礼”是中国乡土社会中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导引，如孔子所说“治上安民莫善于礼”。但是，“无讼”的礼治社会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按孟德斯鸠的观点，“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而“法的精神”则是法律和政治样式、自然环境、不同人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宗教、习俗乃至法律本身的关系综合。”3因此，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要培养具有法制精神的现代公民，而且要培养礼治基础上的法制精神。 3.加强“有机团结”下的制度公正。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是涂尔干描述社会联系的一对范畴。其中有机团结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合作基础上的社会联结方式，是现代工业社会典型的联系方式。要保障社会大机器的正常运转，各级各类制度与政策必须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实现教育的制度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