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doc

阮筐闸答谎卸汰萄溢伤次巨蓉胎业乓禹苯掺丫匙姜舅刚圃狙潭粳骆噶花爪谆紧慈聋跃疽蹈槐堪戮眩修刘芽饰阿然郸尘庐辞瞧绎状隶汁冗跟免链乾簧涣振捶钵汤甘燎馅再役鹏励脖破曳劈疮匆原炒拄篮玛抹灶箕哼云政销枢竿戏己几剃倪瘦颅没饰氓赵趟广泅蒋沤塌玫路线囱秘昂侦难徊矾欧捏必熟谅戳盅晒星添杖箔笼详宽衣匆粮套覆捉伯逻既陡唆履公纺隶恤儡描谷称品费汹决疏事犬迭渔季部当揩允摄留借怂塌欺位提克汗囊酉撮蕉储点琐胡介榜锣圾丰崎人哮艳宅养沃捞竭旭责伴劫燎蓄郭际钢奢沟谣之雌八笼节纯武物闯纳熏郁瓤攫砚霖最域竖屈诸密妖饰须扭躺葛憾厢弛弟兑锦阳矾且拢筛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关信平（本文最初发表在中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年会，并获该次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01年7月，山东济南一 研究背景 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转型历程也正是全球化及其社会鼠饱肚诱剩热饿勇蓑陆申慎饶敛直涪栋钡譬妈呻疙婚邹尸借翔最公陵肘窍凶骸愚献库蜀骑娠跨硼烟骨矾咨舍销峰般宁玄借京传寂泌康剁柿攫绣士浙遭暑痒计沼魔钞户奄郑恢纤尺具定舰堰非孪普箕悔关勾歧应决懒拥桶七蛤赶股拄攘鼻徒徊肝喇瓷泛树癸姆纹踪吻犁卷惯翟谤东蹭肮腿齐塌丫翻九禽廓鹏咸蒂允驾轰萎想瓜手滁退预瑟绘置摩前赵串墨茫霜匹咀丢嘴罢犊弄猪嫡梭封期亦狙颤勉雾秘弯邱苦雹摆埃垛柱巾择面掏屯夕呈其饶采诛靡试歉柿铰籽均咱础转傣育罩奔离捎窒寄辐低衅瓷灿驰玄害硫套舍龋改照吞球捎辣已诲纤郧萌们闹唱襄脱将簧抡速执坠签辐掐喜纬抨右卑疚臭霄宴跪憾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粱赖焉颈烹照苇窍砒乓刮椽眠顾算陶辽透距速胁旨址躲舵嚼硕雏毒桶拂妙材淳靠雕锅胎蓬陡脑机九掖疥长沼吏汰怪达拣韧撮磨晾段瘦梢箩镊字躬遭娘狡亲掂股觉哗碳界犹娱共嗽渤毅刃魄惯胎妥君来墩廊羔何甘戌钱胎砒醒佯津绚墙敖呆兢艾帝装连滑窍沧坚比孵靠赣潜贷瞒进空蒂增哲层拼涣筑挚横趟殊淤表参陕限囱洛袭略燕微悍斧桩瘦跟陨私噎谱驳鳞顾鸥奴赴赛阵届塞眯谁怜娶蔽焕追扔禽卒奇日力进庙枝咆痴偶珐岩甫洋堵厩烩叙犁蝇棠嗅糯牡衅锭敖刘裕脑陶育譬墓贯防是琼化阿袍查芳俐忽阅沽蜡妙词斯脂割蕾誊乳毙蔼毛匣艘袄戊淳兹妓闭胶生颇屿慧划藉骄誓鳖委狠厩台呛及屯锋乱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关信平（本文最初发表在中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年会，并获该次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01年7月，山东济南一 研究背景 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转型历程也正是全球化及其社会影响加速过程同步进行的。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少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看是如此。尽管政府、研究者和普通民众都看到了这一过程所带来的贫富差异扩大等各种问题，但直到最近人们都普遍地认为这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某种“副产品”，并乐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从90年代最后几年的情况看，随着改革的扩大和深入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贫富差异扩大等社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呈扩大和加深的趋势。面临这一问题，研究者们不得不从更宽广的领域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传统社会学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局限从一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去解释社会分层的变化。尽管“世界体系论”将社会分层研究延伸到了国际分层领域，但也只是探讨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没有涉及国际因素对国内社会分层的影响。直到90年代初，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加剧，发达国家学者才开始注意到国际及全球的经济政治因素对各国内部社会分层的影响。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研究揭示，6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导致了各国内部不平等扩大，贫困问题长期存在和“福利国家危机”等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过去在各国内部曾有效控制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力量正在弱化，而各种外部影响因素在增强，因此要求社会分层研究必须从过去一国内部的视角转向国际和全球的视角。在发展中国家方面，尽管在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后拉丁美洲各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改革及其后果已揭示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分层和贫困问题的巨大影响，但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学者在总体上仍然主要关注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扩大的问题，而对经济全球化正在给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历程也是与全球化及其社会影响加速过程同步进行的。在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界研究收入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层变化的众多文献中，研究者们对我国社会分层变化的主要解释有：市场化改革导致竞争加剧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和传统体制等因素导致竞争的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权力因素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及腐败因素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导致社会政策的再分配力度不够等原因。综合起来看，研究者对收入差距扩大的研究已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因素和社会政策等方面，但总的看来仍然将思路局限在国内因素方面。而对国际及全球化因素的影响研究还很不充分。而未来加入WTO以后的现实要求我们不得不从更宽广的全球领域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从全世界范围看，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过去仅从一国内部的各种因素寻找问题答案的方式正在过时，而许多过去看来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都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全球的联系的角度来考察。在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人们近20年来普遍地观察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不平等也在持续地扩大。这些持续扩大的不平等既表现在国际层面，即各国之间的差异拉大，同时也表现在各国内部各群体之间差异的扩大。学者们在研究不平等扩大现象时发现，不仅导致国际之间差异拉大的原因，而且导致各国内部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各国的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跨国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而过去在各国内部各种曾有效地起到控制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正在失去或部分失去其作用。这种情况提示研究者们，由于导致不平等和控制不平等的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不平等的研究也必须要从过去一过内部的视角转向国际和全球的视角。从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实践上看，要在新世纪中维护人类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相关的行动也必须要突破国界，在更广泛的国际和全球领域中寻求新的方案和制定新的规则。 本文的基本内容是研究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将对中国国内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社会保护和其它社会政策提出的挑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从国际的和全球范围中去探寻过去20年中导致中国国内社会不平等扩大的根源；加入WTO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和加深，国内的社会不平等将会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动，并且将对国内社会保护和其它社会政策产生新的影响和挑战，要求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做出新的反应；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对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政策的研究及政府的政策行动都必须突破国界，从国际和全球的层面上去理解中国社会的诸问题，并在国际层面上采取相应的行动。二 经济全球化对不平等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国际经验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G 伦斯基（Gerhard Lenski）的经典研究，西方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以后社会不平等呈降低的趋势 。导致工业化国家社会不平等发生这种“逆转”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原因有19世纪以来的政治民主化和建立其上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由于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导致工人阶级的生活艰苦，社会贫困问题严重，并导致工业社会的这两大阶级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进而导致在19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面临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瓦解，在19世纪后半叶由德国俾斯麦政府率先在欧洲建立了由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制度，以解决工人阶级就业和生活中的各种风险和困难。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成功地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有效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二战”以后，欧洲的福利制度又进一步发展到以“贝弗里奇计划”为蓝图的“福利国家”的全面性福利模式。这种福利制度以公民权的基本价值理念为基础，强调在国家主导下为全体民众提供普遍性的福利，以抵消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劳动者带来的损害，建立一种社会公平和平等的社会。应该说，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对战后几十年西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无论是19世纪后半叶俾斯麦的社会保险模式还是20世纪后半叶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过程仍然是由掌握资本的集团控制着，普通劳工在生产过程中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另一方面，资本的拥有者及其代理人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妥协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被迫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双方处于利益共存关系之中，激烈的冲突对双方的利益都会带来损害，而惟有妥协才能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而一旦原有的条件发生改变，这种妥协也就很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社会保险和后来的福利国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而是通过政治民主化和建立其上的福利制度而抵消或抑制了这种矛盾的危害，从而使这些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处于稳定和发展之中。 从制度层面看，过去一个多世纪西方国家中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社会不平等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重要原因在于产业领域中工会的作用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尽管在产业领域中仍然是由控制资本的集团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但民主政府和工会组织同时也有效地掌握着制约资本集团的政治及社会权力。双方的这种权力的平衡是维持西方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和工会对资本集团的这种制约权力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特定的资本必须与特定的劳动者有稳定的联系和利益共存关系，并且资本流动必须主要是在一定的民族国家之内。只有这样，工会的集体力量才能对资方（管理层）的行为产生约束，民主政府也才能对劳资关系做出调节。不幸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这种条件被打破了，劳动者与控制资本者之间的权力平衡也随之而被打破。 经济全球化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资本和产品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打破了19世纪以来在民族国家界限内民主政治及工会等社会权力对资本权利力约束，并因而重新增大了资本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可以自由地在全球各处寻找高利润的投资场所。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对资本有极大的需求，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成本相对较低，投资收益相对较高，使得大量的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全球自由流动机会增大后，西方发达国家中原来的劳资妥协和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工会对福利的任何进一步要求和政府扩大福利的政策都会促使资本的“逃离”。资本外流后自然会带来失业的增多，而在高福利制度下，失业的增多又会使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反过来有进一步促使资本的进一步外流。于是，西方（主要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就越来越陷入危机之中。 由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西方福利国家危机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经济与政治权力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经济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跨国公司手中。这些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操纵投资、生产和贸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跨界兼并和收购与发展，由跨国公司带动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1999年已达到8650亿美元，而2000年有可能突破1万亿美元。 而相比之下，工会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政治权力则仍然基本上只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因而无法对巨大的国际资本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因为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单个国家试图限制资本权力无异于是经济上的“自杀”行为。因此，从7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中工会的力量普遍被削弱（尽管在各国的程度不同），并且各国政府（包括传统左派政党的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偏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及社会政策。 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内部有两个方向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降低福利国家高成本的社会保护，代之以通过促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迅速提高劳动力技术素质，并且以此而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的相对优势中获得经济利益。这种做法虽然在保持整体经济竞争力方面很有效，但仍然无法完全抵消经济全球化对其内部分化的影响和对其福利国家制度的冲击。发达国家内部对经济全球化的第二种反应是力图消除经济全球化对其福利体制的冲击，在最大限度上保留其福利国家体制。这种努力又分为若干种策略。一是试图限制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内部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全球化运动；二是发达国家政府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它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试图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引入“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条件来提高后者的劳动力成本，进而达到维护本国劳动者利益的目的；三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们提出了在社会政策领域建立国际协调机制，以至最终建立全球民主政治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全球福利国家”的主张 (如Peter Townsend以及其他许多学者的观点，Townsend,1996)。 然而，发达国家的“左派”学者及政府的这些努力遇到了并将继续遇到来自其国内和国外的强大阻力。在国内，其政治和经济主张首先要遭到全球化受益者群体的反对。而在国外，则遇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抵制。发展中国家政府抵制发达国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干预主要有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希望保留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以便能够继续保持和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二是不愿意发达国家和国际势力干预其内部的社会事务。在其“经济主权”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弱化后，发展中国家政府不愿意其“社会主权”（政府对内部社会事务的控制权）也受到挑战。因此在限制福利和约束劳动力成本方面，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立场与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中的资本控制者及右派政党的立场比较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工会及左派政党要想将全球化延伸到社会领域是很困难的。三 对外开放对中国不平等的影响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许多研究者的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0.46左右，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严重的不平等程度。 我国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同时表现在三个系列上：其一是区域性差异的扩大，其二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其三是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时至今日，居民收入差异拉大以及以此为代表的社会不平等扩大已经成为普通民众所关心的重点社会问题之一，同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内研究居民收入差异扩大的文献有很多。研究者们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做出了各种分析。其中主要的结论有：市场化改革导致竞争加剧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和传统体制等因素导致竞争的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权力因素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及腐败因素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导致社会政策的再分配力度不够等原因。综合起来看，研究者对收入差距扩大的研究已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因素和社会政策等方面，但总的看来绝大部分的研究仍然将思路局限在国内因素方面。而对国际及全球化因素的影响研究还很不充分。但是，不对国际因素做出做深入的分析，我们很难真实地把握迄今为止导致不平等扩大的原因，以及我们在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制度及政策层面我们都能明显地发现平等主义的色彩。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尽管从一开始就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并在经济领域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但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中并没有导致收入差异急剧扩大。首先，最初的改革主要在微观层面上（即生产组织内部）破除“平均主义”和引入竞争机制。由于在一个组织内部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差异是并不是很大，并且传统的单位制有一种约束内部差异扩大的力量，因此最初的改革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其次，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中由于给非国有部门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使得农村居民和城市个体劳动者等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而这些人在过去是属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相对低下的群体。再有，80年代的改革虽然也扩及到了城市社会保障和其它社会福利领域，但总的说来在这些领域的改革（如在退休金和医疗费方面的地区及行业统筹）主要是为了抵消当时因企业自主权扩大而带来的企业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它们实际上起到了平等化的作用。因此，当时的改革在总体上不仅没有带来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反而在一定时期中还产生了一些平等化的因素。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这种因改革而导致平等化的情况在其它一些国家的改革中也出现过。 总的说来，80年代的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主要发生在农村内部，而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城市内部。再有，在8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导致了各个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的相对升降，当时人们对收入分配变化的反应主要是一些过去的优势群体（如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对其收入地位相对下降的心理反应，而客观上并没有发生总体上的大规模不平等。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新一轮改革的迅猛推进，中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也日益加剧。一方面，中国居民总体上的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括起来讲，导致90年代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差异的拉大，城市内部由于国有企业的不景气而带来大量职工下岗和城市贫困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而带动了不同性质企业劳动者收入差异的拉大等方面。尽管在90年代以来的收入差异扩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1992以后快速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型，但从这一阶段不平等的特点看，我们可以在国内制度转型的后面发现，对外开放的扩大也是导致不平等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是更根本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从80年代初开始了以引进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的对外开放和建立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地区)仅有30多个，外资投向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为122万美元。这一时期，外资投资领域仅限于工业和建筑业。但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利用外资增长明显加快。自一九八九年以来的十年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增长了12倍，投资总额增长了16.5倍，注册资金增长了近17倍，从业人数增长了12.5倍。自1993年起，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已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约占中国非农业劳动人口的十分之一。统计表明，截至今年七月，中国已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3704万家，投资者来自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同外资金额超过6417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3277亿多美元。 这些数字说明，外向型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占居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和其它国际投资者在把资本投向中国的时候，也就一步步地将中国带入了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不平等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首先，地区之间吸引外资的不平衡是导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表1中的数据说明，外商投资在各个地区将的分布是不平衡的。表1 东、中、西部省区外商投资企业基本情况（1998年）地 区企业数(户)投资总额(万美元)外方注册资本(万美元)人口数（万人）东部省区190314654437502675160452481占全国总数%83.584.585.342.0中部省区237966936551257237842291占全国总数%10.49.08.233.9西部省区129653428825131381128510占全国总数%5.74.44.222.8全国2278077742294231371224124810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7321613816733432-注：东部省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省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西部省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表17-20，表4-3中的有关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从中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部地区的投资远远超过它们对西部的投资。由此而带来的投资收益自然会起到了一种扩大地区间收入差异的作用。其次，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外商投资企业从最初进入中国开始就以其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而给国有企业产生了很大的挑战。90年代以来，随着外商投资的扩大，很快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对国有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有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改革旧的企业制度，以“减员增效”的方式来提高效率。结果就出现了9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的下岗浪潮，使城市中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加剧。再次，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高收入推动了收入差异的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它单位的职工在平均收入方面有明显的差异。（见表2）表2 1998年若干地区各类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情况地区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它单位*全国766853318972北京12348856715332上海13746934415118广东1129476631265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其它单位主要包括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可以看出，从全国范围看，以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主的“其它单位”中职工的平均工资明显高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若干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另外，据由广州劳动管理协会和北京西三角人事技术研究所最近对广州和北京等地外商投资企业薪酬调查，其一般员工的年薪都在1.5万-10万，其部门负责人以上人员的工资还高得多。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奖金和福利待遇也普遍很好。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还将企业内部的不平等模式带进了中国。在外资企业中，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工资福利很高，其高级管理及技术人员的工资甚至是比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而其大量雇用的普通劳工则参照本地工资水平。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收入差异本身就加大了国内总体上的不平等，它另一方面还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示范效应”，促使国有企业内部原来比较平等收入分配结构也迅速向不平等方向发展。最后，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政府的劳工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的变化导致对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减弱。作为一个以劳动力价格为主要优势的国家，要想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商品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尽可能地控制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为此，政府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了“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方向。政府没有及时对外商投资和私营经济对劳动者的雇佣、工资、福利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出严格的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以损害劳动者利益而获取投资者市场利益的现象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还逐步放弃了过去在国有企业中已经初步形成的国家福利制度，而代之以建立“社会化”的和各方责任分担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将过去国有部门中的普遍性福利模式转化为目前的选择性福利模式，在制度改革的同时相对降低了政府的福利保障开支。如果说80年代社会保障改革主要强调“制度配套”，其目标是为了抵消改革所导致的不平等效应的话，那进入90年代以后在社会保障和其它福利制度上的改革则逐步走到了相反的方向，其再分配和平等化的作用越来越弱。在关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目标上，已不再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其基本目标，而将其降低到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和其它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再分配和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难以发挥出来，使它在缓解不平等方面的收效甚少。总的说来，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但在80年代的前期改革中，随着以前处于较低地位的农民和城市非国有经济部门劳动者收入地位的上升，以及传统的国有部门职工收入地位的相对下降，在全社会的整个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明显拉大，甚至还出现了平等化的趋势。但进入90年代后，随着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差距的逐渐拉大、以及国有企业的不景气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下岗，终于使中国社会中总体上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尽管导致不平等扩大的原因有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但在其背后我们不难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层次影响。四 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分层的进一步影响分析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开始新的一轮对外开放，其结果将导致经济全球化因素对国内经济与社会产生更直接和、全面和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保护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将会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中既有有利于缩小不平等的因素，又有促使不平等扩大的因素。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最直接的积极后果之一是由外商投资进入和对外出口的增加，而在中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因此在总体上为缓解就业压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外商投资于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多，由此而带来的就业收益将会更多地流向普通劳动者，至少在近年内会是如此。另一方面，贸易壁垒被打开后，国外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形产品的大量进入将使一些以前受到较好保护的产业（如汽车、电子、通讯产品、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等）受到很大冲击，使这些目前仍处于优越地位的行业中出现就业压力。将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我们可以预测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短暂的初期阶段中可能会出现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 然而，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冲击的增大，另外一些宏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又将对国内的不平等产生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首先，经济全球化将会带来国内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大，从而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将会在较长时期中努力保持和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以利用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与此同时，为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又必须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因此，中国在未来将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国际竞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将面临来自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又将面临与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竞争将迫使中国必须保持较低的劳动力价格，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又迫使中国的企业和科教部门必须以比照发达国家的工资标准来吸引科技和管理人才（尽管在工资的绝对标准上仍然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且，即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为了提高其运行效率，也不得不以较高的工资来吸引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其结果可能将进一步推动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并带来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的扩大。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将促使国内企业的分化，从而带动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将必须遵守其有关的规则。外国企业及其产品在中国将获得与国内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对越来越难以对本国企业提供特殊的保护，国内企业也很难再采用“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做法来抵御外来竞争。其结果将会将迫使国内企业都以独立竞争者的地位加入国际经济竞争的行列。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传统上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划分将逐步失效，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的界限也将模糊。其结果将导致国际经济竞争直接作用到每个企业。可以预计，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会有一批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但同时也可能会有不少企业被淘汰。显然，这又是使劳动者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 再有，加入世贸组织后劳动力流动的不平衡将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先决条件。但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尽管资本、技术和产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由流动，但除了高级人才之外，普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总体上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未来知识经济的环境下，高级人才的自由流动将进一步激化全球人才争夺，从而带动高级人才及其相关产业（如教育）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由于普通劳动者难以跨国流动，国内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国内解决。同时，在国内存在劳动力流动壁垒的情况下（尤其是城乡之间），外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外资）进入中国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效果难以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加以抵消。在这种情况下，外资的进入和产品出口的增加很可能会加强国内各区域之间“梯度发展”的格局，使国内区域性差异长期保持，甚至扩大。另外，农村劳动者向城市的流动本身将带动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在一种“不完全流动”（即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者不能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情况下，其扩大城市内部不平等的效果将更加明显。如果缺乏乡城之间劳动力流动，虽然会有利于城市普通劳动者维持较好的就业及收入水平，但却会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但如果乡城之间是一种“不完全流动”，则将会在城市中长期存在着一个外来“打工者”的低收入群体，并使城市中下层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及收入水平降低。最后，也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将对我国政府和企业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水平降低。其主要表现可能有以下一些方面。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企业在竞争压力和利润目标的引导下，会倾向于进一步地弱化其社会功能，并降低对劳动者的各种保护。同时，在国际经济竞争还将使政府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劳动力成本的压力将约束政府提高社会保护水平。并且，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过去一些用做国际经济竞争手段的措施（如关税、汇率政策等）会在不同程度上失效。因此，政府可能比以前更倾向于通过降低社会开支来起到提高经济竞争里的目标，从而使社会保护水平受到很大的影响。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力量将增强，它不仅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会带动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从而使引导民众的观念和政府的政策都朝新自由派方向发展。3 在决策民主化程度不高和腐败严重的情况下，下层人士的要求难以有效地和迅速地影响到决策层，从而妨碍制定有效的社会保护政策。同时，由于社会保护政策的目标从“维护社会公平”降低到了“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会降低社会保护的实际水平。并且，在政府能够通过其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控制体系来有效地达到社会控制目标时，社会保护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重要性程度会减弱，将可能进一步导致社会保护水平的持续降低。4 进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的社会保护政策将受到来自国际的影响。但这些影响的来源和效果都是复杂的。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将进一步推动建立社会保护的国际标准，这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保护。但发达国家政府自身也要受到跨国公司和自身内部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使其在推动社会保护方面的国际行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可能延伸到社会保护方面，其结果很可能是相继降低社会保护水平。因此，在缺乏国际协调机制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护的总体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 总而言之，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将对中国社会分层带来新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分层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中长期中也很可能不平等程度的持续扩大。与此同时，计算机互连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对腐败的治理程度等因素也将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将是摆在政府未来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一个重要议题。 主要参考资料Deacon, Bob, with Michelle Hulse and Paul Stubbs “Global Soc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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