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就业方式研究.doc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就业方式研究（作者:_单位: _邮码: _） 【摘要】 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访谈调查发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强关系力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弱关系力量假设只有在人力资本有一定积累时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本文分析了强关系作为转轨时期农民工市场进入方式的主要原因，探讨了有效利用弱关系、拓展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 人力资本投资 强关系 就业方式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农民工如何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创业、就业的方式进行分析，使人们能够认识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关系在构成上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促使人们正确理解强关系和弱关系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采取合适的市场进入方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强、弱关系理论。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这是一种“强关系”现象；另一类是更为广泛的“弱关系”，它是指人类在交往过程中的交流和互动。它们之间的划分依据是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层面。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则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纽带。 大量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来自亲缘或地缘等强关系网络，来自社会交往中的强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市场进入方式的相关研究 早在1994年，学者边燕杰在对华人社会求职行为的研究中已经指出，与格氏研究的西方社会通过弱关系建立求职渠道不同，华人社会更多地依靠强关系。国内对农民工关系网络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展开。 李培林和赵树凯指出，市场化的变革和农民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而1997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移动的调查和199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流动人口调查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见表1和表2。 由上述两表看出，不仅农民工就业与亲缘关系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而且他们从家乡出来也主要是依靠亲缘或地缘关系的信息或帮助。199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还表明，农民工独自来沪的占39.2%，与亲属同来的占33.0%，与其他人同来的占2.6%。其中，来之前已经找到工作的占51.8%。根据表2判断，这些来之前己经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工作主要是亲友同乡介绍的。 李汉林等的调查显示，城市里的农民工交往和社会支持基本上由强关系构成，其关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推开；同时，农民工在城市也经历了学习和再社会化过程，其中一部分扩展了弱关系（李汉林，2002）。刘林平采用了参与式方法对深圳的一个跑运输的湖南平江人聚居社区“平江村”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平江人到深圳发展，靠的不是较充分的人力资本，也不是充分的金融资本，而是充分地利用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 在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的网络理论中，关系只被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其区分是建立在一个时点上的。而刘林平从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点上对关系重新分类，提出了4种关系类型：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和强弱关系。他的调查发现这几种关系可以互相转化，怎样转化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因此他认为，不能把关系看作是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刘林平，2001，2002）。 二、强关系作为农民工流动主要方式的主要原因 1、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情况 其信息不对称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就业信息不对称。由于通讯、地理距离以及市场信息发布机制等诸种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知晓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即使知道了招工信息，还担心非法信息和虚假信息。其二，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品德和能力不了解。企业定期也需要补充一定数量的工人，即使通过中介有时也很难获取求职者的相关信息。 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认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一方面可以通过受教育水平来识别求职者的能力信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的合同契约设计让劳动者进行能力的自选择。但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 （平均水平为只有7.59年）。其次，目前大多数企业还不熟悉利用契约设计辨识劳动者信息的运作方法，而且对于低质的劳动力来说，契约设计的实际操作还有一定的难度。 2、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隔现象造成了强关系介绍惯例对劳动力市场中介制度的替代 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这个二元劳动力市场在实行市场化改革20余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已经从城乡之间扩展到城市内部，即在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李建民认为，当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并不是二元或多元结构，而是存在着多重分隔。它既有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分隔，也有制度性分隔。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也可以进入正式部门，但难以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制度限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被强制性地导入从属性劳动力市场。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从属性劳动力市场变得十分拥挤，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从这个意义来看，农民工不仅需要通过亲缘和地缘这种强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信息，还需要通过他们对企业施加影响以增强进入的竞争力。 3、弱关系的使用成本偏高 对于大多数清贫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几乎没有多少迁移资本，难以负担较高的迁移成本，极少的迁移资本预示着他们缺乏独自在异地抗击风险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工作。而且，他们在拿到工资之前的生活可能也还需要来自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帮助。 从现实情况看，部分地方农民外出务工手续成本费用偏高。调查发现，扶沟县农民经劳务输出中介介绍外出打工的，省内每人收取200元手续费，省外22岁以下的女性收600元、男性收800元，包括交通费和一年跟踪服务费，所谓跟踪服务费是一年内负责调换厂子。尉氏县农民外出务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劳务市场介绍，二是经亲朋好友介绍。经劳务市场介绍出去务工的，一般省内每人收费100元，省外每人收费300元。而经亲友介绍的可节约手续费，该县多数外出务工农民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当然，利用强关系介绍惯例并不是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唯一制度，一小部分农民工也利用了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制度。显然，这种情况只在一小部分农民工身上发生，而且大多发生在具有一定人力资本积累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身上。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赋值，在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外围还能够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劳动岗位。 4、依据强关系跟随性的流动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强关系的力量 农民工不仅要遵从亲缘和地缘的工作介绍，还要接受他们自己的工作选择。比如，农民工跟随包工头的建筑队、装修队流动，跟随着某人从此企业流动到彼企业，从此地流动到彼地。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隔，先期到达城市的农民工所能选择的工作也只能是其所能触及的，因此，由他带出来的人也只能与他们从事同一种职业，调查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也由此划分了其家乡转移农民工从事的产业结构。比如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唐凤伟在同乡带领下21岁到北京创业，现在年仅28岁，是宝马汽车原厂配件的负责人，从对汽配汽修一窍不通到现在可以熟练在网络上调配、销售奔驰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全国都形成了“林州建筑”、“长垣厨师”、“遂平家政”、“唐河保安”、“西华的哥”等一批劳务品牌。 这种依据强关系跟随性的流动行为进一步强化了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力量，使得农民工在与跟随其流动的农民工及其还未转移的农民之间的博弈结构中具有了更高的赋值，他们之间的差异越大，演进的策略越稳定。 三、进一步拓宽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渠道，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人是不能无群的，是需要有人际交往的，作为社会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下的农民工流动更是如此。拓宽劳动力市场进入渠道，政府和市场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一是要加强对外出务工者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要建立透明、规范的劳动中介制度，以减少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1、有针对性地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工能力和品德等市场进入信息的可识别性 第一，技能培训要本着贴近市场、贴近企业、贴近农村劳动力的原则，从素质培训、技术培训、订单培训入手，有针对性地对有转移意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机械制造、电器维修、缝纫、电汽焊、汽车驾驶、美容美发、电脑操作、地毯加工、保安和家政服务等技能性培训以及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第二，以农广校、农函大、成人夜校和现代远程教育网为依托，以“村会协作”和能人带动为补充，构建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第三，凭当地民政部门的证明，贫困户可到县或镇（乡）培训机构免费或低收费进行“一户培训一人”职业技能培训；对地方政府拨付一定数额的培训专项资金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劳动力进行培训补贴。第四，根据地区管辖人口和空间距离建立培训点，不拘于县级，可发展到镇（乡）级，使偏远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也能较为方便地参加培训。第五，着力打造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务工品牌”。务工品牌战略可以产生降低培训学校的师资成本、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以及增加该品牌在劳务市场的竞争力等多赢效果。 2、建立规范的劳动中介制度，增加劳动力就业的透明度 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农村地区各级政府要尽快建立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指导机构。要对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提供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劳务输出和统筹协调等全方位的服务。当地政府应建立就业信息系统，适时掌握各地区劳动力与各个岗位的供求信息及动态变化，以便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有针对性，提高劳动力转移效果。政府要协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定向和定岗培训为重点的培训机制，使得劳动力在转移之前能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和不同岗位进行对口技能培训；当劳动力顺利转移之后，政府还应做好后续跟踪服务工作，如维权与技能再培训等工作。 【参考文献】 1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络与经济行动）M.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 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与求职J.国外社会学，1998（2） 3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M.社会学研究，1996（4） 4 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6 李建民：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7 河南鼓励在外农民工回乡创业N.新京报，2008-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