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论明代商品经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doc

论明代商品经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 论明代商品经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张守岩（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摘要考察明代商品经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有助于观照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俗文学研究。首先简述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批评主体和批评方式，接着阐释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审美趣味，最后分析了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繁盛的原因。 关键词通俗文学批评；商品经济；市民阶层；审美消费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002（2010）09-0111-03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通俗文学越发繁盛，通俗文学研究也加紧前行。考察明代商品经济下通俗文学批评的发展，对我国当前的通俗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明代通俗文学批评概貌 （一）批评主体简述参与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不仅仅是专门的批评家，还有作家、书商和伪托名家的一般评者。较著名的批评家有冯梦龙、凌濛初、蒋大器、汤显祖、金圣叹等。 这些名家或受人之托为之褒赞，或有感而发自述褒贬，或与友人互答、争言论辩。其批评都较为深刻精湛。作家自评虽少，但仍有之，如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论述。书商述评常有，是书商的一种促销手段。杭州书商夏履先曾评点过禅真逸史，苏州书商袁无涯曾评点过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在明代，伪托名家撰文者屡见不鲜。其中，李贽被人伪托最多，李卓吾之名也多被假借。除此，被假冒者还有汤显祖、陈继儒、金圣叹、钟惺等。虽然这些伪文常被视为“坊间伎俩”，但其对通俗文化的支持和维护，在通俗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湮没的功绩。 （二）批评方式举隅 明代文学批评形式多样，常见的有名家著作、序跋笔记、文论诗论、题辞题记，此外还存于各种书信杂感、史传碑志、散文小品之中。 在明代众多的批评形式中，评点最为流行。它包括序跋、批语、符号三种主要形式。在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中，序跋式批评颇多。例如，蒋大器（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冯梦龙的“三言”序，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等。除了序跋，批语也是评点的主要手段，可分为前批、出批、眉批、夹批、尾批，见于各类评点本中。例如“，李评”曲本“，陈评”曲本，钟敬伯、谭友夏批点的想当然等。此外，符号作为一种评点样式，也散见于各类评本中。圈和点最为常见，有突出强调、警示读者之用；抹是戏曲评点中的独特符号，是在曲词、道白旁所画的粗黑的竖线，亦有强调指示之用；删在评点中较为少见，用以去除多余、不雅之处。 除了评点，名家论著在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李开先的词谑，王骥德的曲律，沈德符的顾曲杂言等。此外，还有一种较为间接的批评方式选本。如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臧懋循的元曲选等。这些选本都是根据编者的审美趣味选编的，故通过分析选本中作品的风格、特征便可知道选编者的部分文学观念。 二、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审美趣味（一）以俗为尚、谐于里耳文学的通俗性一直是通俗文学批评家们所倡导的，明代尤甚。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家认为，诗词、经史虽在言道、传道，但其语意精深，指事用典艰涩玄奥，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使人望而却步，岂敢卒读。而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作品，语言明白晓畅、句句家常，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让人爱不释手。因此，文学的语言、题材、审美等都应通俗化，使接受者（尤其是下层读者）容易接受和玩赏，从而使文学传播得更广，增大文学对生活的影响。 语言通俗化是通俗文学的基础。文学作品中日常用语、俚语的使用，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增进了阅读的愉悦感。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肯定了金瓶梅的俚语运用。序中指出，金瓶梅“寄意于时俗”、“语涉俚俗”、“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P197）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针对文学接受群体的具体状况“里耳多”，也认为文学语言要通俗化。除了方面，批评家们还倡导题材、审美的通俗化。在隋史遗文序中，袁于令强调要以“俗趣”为题材，以达到“慷慨足惊里耳”，“奇幻足快俗人”（P267）的审美效果。然此通俗不是纯粹的俗，它既不同于病于艰深、伤于藻绘的文言之作，也不同于浅薄弗馨的过俗之篇，而是一种与雅相参、纯净自然的俗。 （二）戏谑娱情、寓教于乐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强调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同时也关注作品的教育性。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序中就指出了小说“导愚”的教育性和“适俗”的娱乐性。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也举出了作为通俗文学代表的小说的两个主要功能“：振励世俗”的教化作用和“娱悦耳目”的娱乐作用。 虽然批评家们皆看到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和教育性，但在批评论述中各有侧重。一些批评家看重娱乐性，所谓“娱乐性”，指的是作品的戏谑性，幽默风趣程度“，奇幻”程度等。汪道昆在水浒传叙中认为，通俗小说是“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3（P167）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指出作品“贵幻”。4（P267）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佚名也强调小说“消谴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5（P6）的娱乐功能。另一些批评家则把娱乐性视为手段，将教育性视为目的，故更强调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正所谓“寓教于乐”。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称，三国演义能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是以“裨益风教,广且大焉”。6（P311）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认为小说创作要“颇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7（P2）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也强调小说应“有关世俗，大裨风教”。8（P136）但不论侧重于哪一方面，批评家们都主张娱乐性和教育性的统一。 （三）真情为美、本色自然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认为作家应写“真”弃“伪”，抒发胸臆，表露自然之本色。以此发人肺腑，以情唤情，浸润人心。 “真情”论者，在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中经常出现。 “童心说”的倡导者李贽就主张以真情作文。在玉茗堂批评焚香记·总评中，汤显祖称赞王玉峰为文之情真，谓之“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手！”9（P1）冯梦龙在太霞新奏序中也指出，“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10（P72）这里所谓“自然而然”之“中情”，就是指真情。在谈及民歌时，明代批评家们更是以“真”为要则。在叙小修诗中，袁宏道以“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作品为“可喜”。11（P76）冯梦龙在评点挂枝儿、山歌时，也常提“真”字。 明代批评家们的“真情”论是对“为情而造文”的创作理念的继承。然此时，这种“真情”不仅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真实情感，也是指人作为自然物所具有的种种欲望。这是对宋明理学的极大对抗，带有些许 人性解放的色彩。 三、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繁盛的原因（一）商品经济下通俗文学作品的繁盛为批评家提供了可观的批评对象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百姓在市场运作中获得了一定的财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的富足使人们有能力进行休闲。市民大众的特殊审美取向使他们更趋向于通俗文学消费。于是，一些文人借机或以唐宋传奇为基础，或以话本为基础，开始创作戏曲、小说，搜创民歌整理成集，为进军市场做准备。 但是，作品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进入市场，这需要整个文化产业链条的支撑。除了庞大的通俗文化消费市场，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为通俗文学的繁盛提供了两大条件商业性作坊和文化运营商。随着经济的发展，明代刻印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并开始用竹纸取代绵纸，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加之官府对文化出版权限的放松，民间出版业开始兴起，商业性书坊纷纷建立。尤其在一些商品经济繁荣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商业性书坊更是多如星沙。 据了解，当时“南京书坊93家，北京书坊13家，杭州24家，苏州37家，徽州10家，建宁84家”。12（P340380）明代这些商业性书坊刻印质量好，刻印数量多，为通俗作品走入市场奠定了基础。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明代人的价值观念逐渐从“重农抑商”转向“工商皆本”。随着这种社会意识的不断加深，社会上下都兴起了经商风潮，一些原本轻视商人的儒生和官员也弃本经商，这其中便有参与文化市场运作的文化运营商。他们将大量的文化产品更快更广地导向各地市场，加速了文化消费的进行。 有了商业性作坊、文化运营商和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三个坚实的基础条件，明代文化消费有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通俗文学作品被生产和消费。这为批评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批评对象和机会，生发出丰硕的通俗文学批评成果。 （二）商品经济下理学通俗化与反理学为批评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儒家思想遭·112·质疑。到了明代中期，人们开始解放思想，寻求真正的人性的自由。这一次思想的变革，最明显地体现于理学的变迁过程中。 明代的理学从“程朱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泰州学派的“日用即道”，再到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等，经历了正、变、反的过程。“程朱理学”大力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等所谓的正统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的自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正统理学的根基被动摇。为了继续从思想上控制百姓，理学被迫改变自己，以新面貌示人。王阳明主张将道学通俗化，向民间推行简单易行的心学，以补“程朱理学”之弊。由王艮所创的泰州学派，将心学作了进一步发展，倡导“愚夫愚妇”能知能行的“百姓日用之学”13（P317），用来启发愚蒙。泰州学派的平民化主张，越发偏离了正统理学的轨迹，成为了当时的“异端”。至此，理学从一端走向了另一端，开始由“变”转向“反”。在反理学流派中，影响较大的当属平民思想家李贽。作为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他公开地谈“私”讲“利”，甚至以“好货好色”为人生之道。李贽质疑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主张还人以自由和权利，使人人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他还充分肯定了主体个性、独立人格，热赞纯真之童心、真心，倡导人性、人欲的解放。至此，理学由官学彻彻底底地变成了民间之学，其通俗思想为通俗文学批评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商品经济下市民阶层的审美消费为批评家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明代通俗文化拥有广大的接受群体，包括官僚、士大夫、富商和市民等。其中，市民阶层以其庞大的数量和天然的通俗审美情趣，成为通俗文化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市民阶层是依靠城镇经济不断壮大起来的新兴社会力量，包括生活在城市中的平民、中小商贩、各类职业者、下层文人等。他们没有很强的政治经济优势，也没有十分精深的个人修养，不可能像儒生、士大夫那样附庸风雅，但也不甘于落寞受鄙，故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去寻求适合自己的文化以娱乐身心、提高素养。由于城市节奏快、流动性强，严肃、静穆的雅文学无法与市民的生活相协调，只有那些易于接受、娱乐性强、不失真味的，切实反映市民日常生活的，表现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理想的通俗文学才适合市民的审美需要。市民阶层一旦成为通俗文学的接受群体，也必然与通俗文学批评家产生密切的联系。 首先，市民表现出来的审美情趣和市民的接受状况，恰好为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家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真实的研究材料，帮助批评家生发出更正确、更有效的文学理论。其次，市民大众在阅读通俗文学作品的同时，也会参与到对作品的品评中。由于个人修养的限制，一些在市民看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无法进入到交流当中。这就需要有人来代言，以通俗之语加以阐释，达到一语破的的效果。对此最合适的人选当属通俗文学批评家。再次，由于市民的鉴赏能力和鉴赏时间有限，他们需要根据批评家的评析提示来选择、阅读适合自己的作品，并希望在名家的引领下提升自己的审美素养。质言之，明代市民阶层的通俗审美消费，不但为通俗文学批评提供了真实丰富的研究素材，也赋予了通俗文学批评极大的社会意义和存在价值，是推进通俗文学批评发展的巨大驱动力。 总的来看，当前中国的文学形势与明代时期有些许相似之处。两个时期的通俗文学都比较繁盛，并且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基于此，笔者对明代通俗文学批评进行了一番考察，以求观照当前的通俗文学研究，请方家批评。 参考文献 郑振铎.世界文库：第4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C.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4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C.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高玉海.古代小说续书序跋释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叶朗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明代卷：上册Z.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凌濛初著，石树人校点.二刻拍案惊奇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8朱一玄编，朱天吉校.明清小说资料选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9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古本戏曲从刊初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 10杨晓东.冯梦龙研究资料汇编M.扬州：广陵书社，2007. 11霍松林等编著.名家赏文坊·元明清文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1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3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