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相关论文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doc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就国外毛泽东学专家关于毛泽东与西方近代思潮关系的比较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主要概述了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所受的各种思想的影响，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与西方思想家不自觉的“共鸣”这两个阶段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探究了其结论的缘由和依据。他们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西方近代思潮关系的探讨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但是，有些学者比较极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关键词】毛泽东；近代西方思潮；比较研究毛泽东的成长经历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仅仅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其中还蕴藏着西方文化的精华。国外学者从这一分析理路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思想史的背景下考察了毛泽东及其思想，试图通过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潮的比较研究，来呈现近代西方思潮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一、青年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20世纪初的中国，外国势力侵入，随之而来的是众多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青年毛泽东也在寻求救国、探求真理的道路，不自觉地会接触到西方众多思想学说，也曾经一度信奉过某些“主义”。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近代西方思潮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1国外学者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在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脉络中，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思潮中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因而受到他们的重点关注。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无论在毛泽东早年或晚年的思想中都渗透着浓厚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史华慈在他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指出：“毛泽东对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都有反应，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和严复翻译、传播了大量两方著作，他们尤其看重个性，同时也看到了民族的弱点，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在个人的知识、肉体和情感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儒家认为应当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压制外来的不洁之物。现代西方认为，解放个人的能力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同时，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受其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更大些。而杨昌济受康德和英国理想主义者格林的启发，强调一种新的普罗米修斯个人观，认为个人的动机应该产生于更深刻的情感和对更大的社会整体的服从。与此相同，魏斐德也认为，格林的“新黑格尔主义的自由观”。主要强调个人的“自我发展”，而这一思想影响了杨昌济。“我们应该把格林的自我实现的观念同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学说结合起来，而且，像王阳明那样，为发展自我而发展世界。”魏斐德委婉地说，“尽管这点与毛泽东主义非常相似，但我不能肯定地说出毛泽东在长沙学习时期对格林哲学的吸收程度。”但是。从格林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对“意志”的热情赞扬，也不仅是卢梭的“市民社会”，而是把“政治社会”描述成“个人实现”的工具，国家复兴了，就会促进“个人自由”，没有“全体的自由”就没有“个人自由”。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读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因此，魏斐德认为毛泽东当时所相信的是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他的唯心主义，“正是德国的唯心主义第一次使毛泽东相信意志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利己主义不仅仅是自私。相反，意志却是自由的、理性的和普遍的。”(2)由于伦理学原理有多处地方赞扬个人意志，因此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些是受了泡尔生的启发，“泡尔生提供给毛泽东的是一种对意志高于理智的理论证明。社会是由个人意志力量决定的。当纯粹的自我以这种方式获得自由时，毛泽东发现，自我虽仍从属于自然，但却不取决于自然。”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毛泽东研究专家近藤邦康与魏斐德的观点相似。近藤邦康指出，“精神的个人主义”是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主要原则， “人生的目的即至善，即具足之生活。”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并且“比泡尔生更彻底地坚持这个原则”。因为，近代西方的原子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出发导向“利他主义”，以图调和两者，而毛泽东将杨昌济的“以民为主”的思想包含于他的“以吾为主”之中，并继承了“有公共新之个人主义”，转变为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此外，有些国外学者还指出，陈独秀以及由他创办的新青年是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的“中介”。陈独秀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由他创办的70新青年在当时的中国影响特别大，其中有很多是中圆知识分子介绍国外自由主义的文章。毛泽东也不例外。魏斐德说道：“毛泽东读过每一期新青年，他甚至把主编陈独秀的部分文章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也许促成了毛泽东发表第一篇著作体育之研究，它主张中国人民训练自己天生的体质和体力。”国外学者指出毛泽东所受西方自南主义、个人主义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早年所作的两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和民众大联合。其中史华慈就认为，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特别表现在“其公开发表的处女作体育之研究中，对此作了生动的论述”。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所不同的是，“它并不一定相信个人价值的无限性，它认为个人应为集体的目标献身，为思想或言论自由提供支持。”施拉姆也指出民众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而写成的一篇文章，“如果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有看得见的哲学倾向，那它一定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可以说，国外学者论述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是由于毛泽东早年的多种“知识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2国外学者论实用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也是国外学者探讨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国外学者看来，“实用主义”是可以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毛泽东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胡适的实用主义。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追忆往事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阅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胡适在美国从事研究期问最初接触到实用主义思潮，他借鉴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主要人物有皮尔斯、詹姆士、杜威)，并试网把这一思想融人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持这一观点的是美国学者约翰•布莱恩•斯塔尔，他在论实用主义思想的可能性：约翰•杜威和毛泽东的认识论原则一文中，详尽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同约翰•杜威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间的关系。斯塔尔指出，毛泽东的见解具有把“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的特点，“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是实用方法主义是不够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试图通过对实用主义者和幻想家这两种方法实行一种新的综合。”在他看来，毛泽东的认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认识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和杜威一样，毛(毛泽东)也认为思想观点是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并反过来影响实践经验。”“他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需要理论与行动。”“这种相似性对毛泽东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通过对毛泽东与实用主义的全面考察，斯塔尔断言毛泽东一生都在坚持实用主义，“马尔库塞曾经和我讨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他这样评论实践论： 其中，杜威多于马克思”。斯塔尔的这一观点得到施拉姆的认同。施拉姆断言，毛泽东自从1919年对实用主义持赞成态度以来，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结束。胡适对毛泽东的思想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第一期写的社论中，在列举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在各种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后接着说：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5)此外，魏斐德指出，毛泽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对毛泽东来说，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武器”。3国外学者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经过康有为和严复等思想家介绍到中国，这一学说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甚大。毛泽东也深受影响，这是必然的。毛泽东在同斯诺回忆其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讲到：“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Z)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进化论思想主要来源于严复翻译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著作。魏斐德认为，毛泽东主要从严复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学到证实进化的客观的普遍科学规律。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毛泽东似乎能够把如下两种传统的精华结合起来：即把诸种宇宙力统一的传统文化观念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马克思的决定论的西方观念结合起来。”另外，还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受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主要根据毛泽东的斗争学说。通过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考察，史华慈指出，“毛泽东当时也具有这种令人激动的观点，即把斗争和分裂看成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力。”“这种思想吸引了对于经济解放相当敏感的毛泽东，因为他们认为，就个体而言，提倡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将与传统的经济相融合；就整体而言，追求国家间的超越，隐喻着一种团体冲突。”34 同样，魏斐德也认为毛泽东的进化论思想主要表现在其斗争哲学思想。毛泽东鼓励人对大自然的斗争，“大自然在其阻碍人类进步的地方是不友好的”。“同自然作斗争而不是反对自然”。不仅仅如此，人与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斗争。4国外学者论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西方无政府主义也是国外学者考察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通过考察毛泽东的思想及其来源，史华慈在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指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西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西方无政府主义号召人民推翻一切权威，认为应当解放民众的力量，并通过历史的运动适当地加以引导。而毛泽东当时也具有这种激进的思想，只是当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才澄清自身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有学者认为，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表明毛泽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施拉姆就是其中主要的代表，他认为毛泽东这个时候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已经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同样，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也怀疑毛泽东当时的立场，从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所引申出来的问题是，“毛泽东在当时是否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无论如何，更倾向于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菲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讲到，1918年他待在北京时曾讨论过无政府主义。”沃马克认为，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并不怀有敌意，因为“这样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原则，比如群众路线、国际主义以及善待改造后的反动派，都大致与他在文章中列举的无政府主义的美德相符。”不过，毛泽东等早期中围的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他们赞赏它对现存社会的拒斥和它的公社理想，但是又认为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一直到毛泽东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渐渐脱离无政府主义。“由于不满于早期更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期待，再加上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心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垒)5国外学者论俄国民粹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在国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通常被看成是概括毛泽东政治思想特色的重要概念。一些国外学者在考察晚年毛泽东时，发现毛泽东的一些72观点和行为带有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子，于是把研究视野向前推，一直追溯到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认为毛泽东在早年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得到显现。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明确提出了毛泽东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泽东主义结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并不单单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者，正如他不单单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但民粹主义的观念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他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迈斯纳的这一观点得到国内外相当多学者的认同，使得“民粹主义”这一概念被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学者广泛运用，如施拉姆、莱文、沃马克、史华慈等等，他们中有的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有的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执着地追求民粹主义，是在一个七亿人口大国里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此外，日本一些学者也认为毛泽东存在民粹主义倾向，如永野英身指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丽是俄国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迈斯纳认为，在中国，一个真正的民粹主义冲动多少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和传播同时出现和发展的。而它不像在俄国，民粹主义逐渐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取代，民粹主义逐渐趋向于被马克思主义取代，民粹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运动最终为列宁主义所抑制，中国的民粹主义冲动继续存在下来。当然毛泽东并没有读过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他受俄国民粹主义影响是通过李大钊，“民粹主义式的信念曾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中国国情产生了影响。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里，这种信念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够明确，但影响并不小。”相比较迈斯纳，施拉姆则更直接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早已开始产生农民重要并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的思想，其见解与俄国民粹派并无不同。”尽管毛泽东当时对农民并不特别关心，是一个广义上的民粹主义者。但是他和李大钊是一样的，“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个强大的进步力量。”另外，“他们不但把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当作反帝宣传的旗帜，而且认为它们本身就值得重视”。二、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对话”国外学者在研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毛泽东时，通过对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考察，同样也指出毛泽东的部分理论与近代西方思潮中某些典型的思想家的学说产生了“共鸣”，如卢梭、萨特、韦伯以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虽然没有任何历史史实证明毛泽东曾经受到这些思想家影响，但是他们在实践中拥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因而，他们与毛泽东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相互对话。1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卢梭国外一些学者在深入探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深层理路时，发现可以通过把毛泽东与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作比较加以研究，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卢梭当年相似。正如史华慈在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直接动因，虽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因此，无须通过对话，毛泽东就成为“卢梭式问题意识”的思想承担者。史华慈指出，卢梭在这里的重要性表现在，“他为极普通的倾向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解说，不需要与伟大的思想家本人直接接触，这些倾向可以自行其路。对于毛来说，一个能够确实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自身，就已经成了我们所提及的这个思想体系的承担者。”同时，在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所阐述的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环境”中，卢梭也是其重点考察的对象。魏斐德把毛泽东受卢梭的影响追溯到青年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伟大的受卢梭等西方影响的思想家中，通过对他们的思想的探索来寻找毛泽东受卢梭影响的程度。比如说，他认为，毛泽东就是通过阅读梁启超在当时的流行杂志新民丛报上对社会契约的评论而首先受到卢梭影响的。在他看来，毛泽东那一代人在接受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时候，主要是把个人的自由等同于国家的主权，因为当时“个人还是受整个政治上认可的社会关系网的制约，而不是单单受社会或政体的制约”，他们希望发现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以便把他们从旧的政治社会中解放出来。魏斐德还指出，明清学者顾炎武的儒家道德思想与卢梭式的“公意”学说存在一致性，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著作影响了20世纪初期的青年民族主义者，毛泽东深受他的影响。如果可以使清议对朝廷任命官员起指导作用，那么正直或德的程度就必然取决于民众了，也就是卢梭所说的“主权在民”的思想。顾炎武也和卢梭一样，需要有一个代表“公意”的人来治理国家，“顾炎武承认人民的确有他们自己的德，但那是小德，需要统治者的大德来加以表达”。此外，法国学者贝乐登•菲尔兹在分析“法国毛主义”思想来源时也指出，毛泽东与卢梭思想的相同点是法国毛主义者接受“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毛泽东在对待组织利益和大众利益的问题上不明确，这与卢梭的见解十分相似。另外，卢梭的“行政的结构应该从群众中找到方向，应该向他们负责”的观点，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相类似，“群众应该向党学习，这是列宁的模式，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一模式就被改变为党应该向群众学习，对群众负责”。2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萨特、韦伯为了考察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内涵，有些国外学者还把毛泽东与法国哲学家萨特、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作比较，以寻找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特色。正如斯塔尔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所说的，毛泽东与萨特“在有关组织与个人实践的关系问题关系上所得出的结论却是极为相似的”。斯塔尔还进一步指出这一比较的意义，“因为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阐明使他得出结论的推理线索，即像萨特那样认为组织以齐心协力开始，以阻止任何行动的发生即告终。”因此，只有通过毛泽东与萨特的比较才能理解毛泽东及其政治思想。另外，通过对萨特的革命政党组织特征的分析，斯塔尔认为毛泽东最具有革命政党组织特征属于萨特关于“群集”和“集团”的政治范畴。最后，斯塔尔甚至还断言，毛泽东晚年所表现的对组织的不信任，至少有一部分是基r他与萨特共同的理解，虽然他获得这种理解的途径与萨特不尽相同，“即组织的结构和运作会侵蚀那种真正的创造性的自由，而权力应当容许这种自由存在”。韦伯的政治组织理论也是西方政治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说之一。斯塔尔从韦伯的理性一立法的科层组织理想型的五个要素展开，重点考察了毛泽东与韦伯政治组织理论的联系和区别。在谈到韦伯的理想型的每一个要素时，斯塔尔相应引述了毛泽东对组织的有关方面所作的论述，并把两者加以比较研究。韦伯的组织理想型的五个要素分别为：“分工、组织的等级结构、常规化趋向、官员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和科层组织力争实现的高效运作的目标”。第一，韦伯认为明确的分工使组织有可能在每个特定岗位上只雇用专业技术人员，并使每个人有可能负起有效履行其职责的责任。而与韦伯相反，毛泽东要求的是一般化的品质，不是专家型的品质。第二，在韦伯看来，科层组织的第二个方面是把下级和上级相互联系起来的等级结构。而毛泽东则认为权威呵以同组织分离，处理组织等级结构的方法是群众路线。第三，韦伯认为科层组织的运行受一种常规化的规则体系的支配。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他更多的是考虑如何限制那些过分常规化的规章制度。第四，韦伯所指认的理想的职员按照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精神。而毛泽东认为必须加以控制，不能放任自流。第五，韦伯认为纯粹的行政组织的科层制的模式能获得有效运行，而毛泽东并不把组织的效率看成是首要的目标。可以看到，斯塔尔以萨特、韦伯的政治哲学体系和模式为参照系，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