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论文-明朝以来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道路.doc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明朝以来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道路The history of language train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Ming Dynasty研究生姓名： 导师姓名职称：所 属 学 院：外 国 语 学 院学科专业：亚非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越南历史文化年 级：2005级论文完成时间：2008.02明朝以来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道路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区域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反恐等问题上都需要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作为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更需要与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东南亚国家进行沟通与合作。显然，这就需要很多既会东南亚语言，又了解东南亚国情的复合型人才。因此，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在全国尤其是在广西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小语种”热持续升温。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最早可追溯到我国明朝时期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近国家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此后，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史，一直到现在呈现了繁荣的发展景象。无论在体制上还是教学内容与方法上都在逐步进行一些变革。论述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在中国的始源及其发展进程，不仅有助于我国当代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促进我国当今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论文引言部分介绍过去的研究状况及本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意义等。论文从明朝设立四夷馆起，分析其产生的必然性。将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道路分为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及建国以来几个历史阶段，并分别从师资、教材、语种、教学管理及创办者等方面论述他们在各个历史阶段开展的情况和对当时的社会进程所起的特殊作用。接着对人才培养的背景、办学模式、语种选择、师资变化等方面对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的历史特点作简单总结。最后，分析东南亚各国语言的人才培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目前我国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提供经验和教训, 以便各高校根据我国与东盟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的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关键词：东南亚 语种 人才 培养THE HISTORY OF LANGUAGE TRAINN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MING DYNASTYABSTRACTKEY WORDS:目 录摘要（中英文）引言.一、研究背景和现状（一）研究背景（二）研究现状二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一）研究内容（二）研究理论和方法（三） 需要说明的问题三、本选题的意义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一、明清时期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二、学校以及培养翻译人才的政策（一）明朝时期的四夷馆（二）清朝时期的四译馆三、师资四、学生五、教学内容六培养目标以及毕业生所起的作用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一、民国时期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二、学校以及培养翻译人才的政策三、师资四、学生五教学与科研六培养目标以及毕业生所起的作用第三章 1949年至今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一、现今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二、学校以及培养翻译人才的政策三、师资四、学生五、教学与科研（一）教材（二）培养模式（三）课程设置六、培养目标以及毕业学生所起的作用第四章 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一、学生二、教师三、教学四、未来展望结语参考文献致谢引 言一、研究背景和现状（一）研究背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促进国际化的实现，取得超越国界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以实现国际合作，这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各国越来越重视外语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与交流，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紧密合作，已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之一。世界各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反恐等问题上都需要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作为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更需要与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东南亚国家进行沟通与合作。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展开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目前我国与东盟各国交往十分密切，中国东盟博览会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促进了我国与东盟的共同发展。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与多领域交流的重要平台，泛北部湾地区作为中国与东盟跨海联结的纽带，为中国与东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开发前景。这就需要很多既会东南亚语言，又了解东南亚国情的复合型人才。因此，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在全国尤其是在广西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小语种”热持续升温。（二）研究现状1、国外的研究现状国外学者有关明代四夷馆的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围宽广，如有日语、蒙古语等，东南亚语言仅是其中的以小部分，而又仅限于明代。至今国内外尚未有人对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从明代以来历史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的研究，仅有某个时期的研究。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一文，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2、国外的研究现状 关于四夷馆教授与学生人数、出身、教学与学制、翻译文书等问题，史料虽无专门记载，但可依四夷館资料推定。王宗载的四夷館考和江繁的四译館考二书，主要记载朝贡诸国情况，未及四夷館的教学与学制等情况。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对四夷館的沿革等问题有所记载，但简略提及四夷館及鞑靼馆的教学与学制等情况。相对来说，吕维琪的四译館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館的规章制度、教学情况等，是研究四夷馆的教学与学制、教授与生徒情况的珍贵史料。国内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巴黎本）的编撰时间、内容、王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一文，在向达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对清代四译馆的研究，国内只有人提及，尚无研究文书。国外也无人研究。民国时期对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的研究也只有人提及，无人研究。由张敏主编的传奇与人生是东方语专的校友写下的回忆录，这对此时期东南亚语人才培养的研究提供较翔实的资料。新中国建立以后，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现状已有部分人对此有所研究，1986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付克著的中国外语教育史这是有关中国外语教育历史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受到专家与读者们的好评。中国外语教育史论述了我国自古至今的外语教育概况，文章主要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史料为主，以俄语教育为主线兼论述其他语种的教育，其中仅涉及了东南亚语种教育的部分情况。由姜景奎主编的外语非通用语种教学与研究论对全国高校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精辟的论述，其中也包括东南亚语人才培养的情况，值得参考与借鉴。广西民族大学研究员欧以克写的中国高校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由于篇幅的限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补充。由于至今国内外还没有人研究这个课题，笔者本人又是学习东南亚语言的人，在读研期间接触过这方面的资料，有一定研究的基础，笔者希望能借此展示出一条古今我国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途径及其特点，从而有助于我们思考与借鉴。二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一）研究内容该项目主要研究明朝以来我国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道路。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立四夷馆，专门负责周边民族和国家往来文书的翻译，同时也教习诸种语言文字。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官方最早主管翻译事务、为培养翻译人材而设立的专门机构，也可以叫做“译学”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民族和国家的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四夷馆置译字生，除了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外，还教习诸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地理、国情课程。其目的主要是储备翻译人材，以应急之用。四夷馆最初设置就包含一些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八百、暹罗等馆。清代与邻国在政治、经济、贸易上的来往仍需要各邻国语种的翻译人才。因此，清代继承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民国时期对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是另一种模式。目前，我国，尤其是桂、滇、粤、闽等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东南亚各国有着密切交往，十分缺乏既会东南亚国家语言，又懂得各种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如何加强面向东盟各国语言的人才培训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项目就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行研究，分析东南亚语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目前我国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提供经验和教训, 以便我们培养的东南亚语种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二）研究理论和方法本文将运用语言学、外交学、统计学、国际关系学等不同的学科理论知识来分析问题，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对我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近代外语教育的发展为重点，包括各东南亚语种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及办学模式等，同时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把现代东南亚语种教育与近代东南亚语种教育教育进行比较，从中窥探东南亚语种教育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对东南亚语种教育进行改革与创新，从而体现中国东南亚语种教育的科学性和独创性，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本文将采用历史研究法、理论分析法、比较法、教育统计法、文献法和调查访问法等研究方法，为此笔者查阅大量史料，研读有关书籍和材料；到北京、南京、广州等地访问有关专家学者。（三） 需要说明的问题针对东南亚研语种培养情况，笔者认为有个问题要作一下说明。东南亚国家总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菲律宾、文莱和东帝汶，其中东帝汶是经全民公决后，于2002年5月20日从印尼独立出来的，是东南亚最年轻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印尼和东帝汶使用的都是印尼语，文莱和马来西亚都使用马来语，而新加坡国语为马来语。英语为行政用语。因此我们所说的东南亚语种包括以八个语种：越南语、老挝语、泰语、柬埔寨语、缅甸语、马来语、印尼语和菲律宾语。再一个就是文章将会提到“非通用语”“小语种”为了将他们与东南亚语区别开了有必要说明一下他们的概念。非通用语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使用范围相对较小的语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语种。非通用语教学，英文称之为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ges，即非普遍教学语。中国在1987年成立“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原名叫中国亚非语教学研究会），成立的宗旨是为了扶植和加强力量较为薄弱的小语种。而东南亚语就属于小语种、非通用语。三、本选题的意义东南亚地区对中国非常重要，是中国的战略命脉。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经济迅猛发展，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市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东南亚地区对我国安全的重要意义更加突出，从国家安全形势的新要求及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迫切需要创新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思路，迅速开创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局面。但现在，一些国家无法正确对待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周边国家普遍感到“压力”，甚至敌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夸大中国经济发展对东盟经济的冲击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开始在东南亚舆论界、理论界甚至实业界流传。加速与东南亚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与东南亚国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与周边经济的发展和安全息息相关。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如果在经济上出现裂痕，必然导致政治上也出现裂痕，这样就为美国、日本、俄罗斯等中国的战略对手留下可乘之机。建立中国东南亚经济自由贸易区，使两者经济融为一体。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经济的一体化，使相互的联系更加紧密，并因利益相关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不但消除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也提高了中国的战略对手进入该地区的门槛，事实上为中国营造了一道战略屏障。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4139793.html与世界主要大国对东南亚控制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相比，东南亚地区国家对中国缺乏区域认同感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引起高度重视。作为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更需要与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东南亚国家进行沟通与合作。显然，这就需要很多既会东南亚语言，又了解东南亚国情的复合型人才。因此，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在全国尤其是在广西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小语种”热持续升温。不同历史时期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政策、措施、机构、学校、外交礼仪等经验。可为当今如何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使之在数量上、质量上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提供一些借鉴作用。建国以来，由于历史、国际关系、国家政策等原因，我国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尽管近年来，我国对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得到显著的发展，中国与东盟达到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但不可否认我们的外语教学水平、教学模式还有待提高。有的学校的外语口语水平高，但综合素质较差，而有的学校综合素质汉文水平较高，口语却有待提高。这一情况使得用人单位和企业处于两难状态，往往得不到令他们满意的雇员。通晓小语种的人多，但却缺乏较高专业素质的人才。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解决。我国专门研究外语教育史的文献及著作较少，目前，我国尚未有人专门研究东南亚语种教育史。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最早可追溯到我国明朝时期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近国家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此后，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史，一直到现在呈现了繁荣的发展。无论在体制上还是教学内容与方法上逐步实行了一些变革。论述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在中国的始源及其发展进程，不仅有助于我国当代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促进我国当今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便需要有一批掌握周边国家语言的翻译人员。我国古代就已开始重视译事人员的培养，并逐渐有了相应的翻译机构。我国自东汉佛教兴起后，翻译佛经的机构译场于北朝时期出现。元代因与西域诸地交往频繁，故设有专门培养翻译人员的学校回回国子举。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最后时期，15世纪末，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向东方推进，明清之初，进入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期，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利玛窦等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播“天学”，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而东南亚各国作为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上千年来的近邻，便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各方的朝贡，促使中外交往出现空前繁冗的景象。随之促使封建王朝急需一批通晓周边国家语言文字的外语翻译人才来承担外交外贸事物中的语言和文字翻译任务。明清的四夷馆和四译馆便由此产生了。明代于永乐五年（1407年）起设立四夷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清朝虽承明制，但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取得统治地位后，自不能容忍女真文、蒙古文屈居于“四夷”之列，遂改四夷馆为四译馆。一、明清时期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明成祖即位后，沿续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主张“宣德化而柔远人”更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交往范围。他派遣郑和下西洋，恢复市舶提举司，宽弛海禁，设四夷馆、会同馆。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之后，东西洋海外诸国的贡使和商船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中外使讴不绝于途，出现了中国外交的极盛时期。明朝遣使出访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与南亚。中国使节所至，均向当地国王通报明朝情况，与之建立朝贡关系，开展通贡贸易。四周领国纷纷前来朝贡，明成祖时期至明朝贡的国家达三十多个。除郑和下西洋外，明成祖还遣使出访六十多次。 黎难秋主编中国口译史，青岛出版社出版，2002年3月，第53页；此时十分需要懂得邻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朝廷于是决定设立翻译学校。清朝沿用明朝末期的做法，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仅维持与越南、缅甸、暹罗与朝鲜等一些领国所谓的“朝贡”关系。二、学校以及培养翻译人才的政策（一）明朝时期的四夷馆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永乐三年九月，明朝政府在京都应天府（今南京）皇宫东安门衢之南（今中山门内南京机电学校一带）于永乐五年(1407)开始设立四夷馆，隶翰林院。置译宇生、通事， 掌译书之事。专门负责周边民族和国家往来文书的翻译，同时也教习诸种语言文字。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官方最早主管翻译事务、为培养翻译人材而设立的专门机构，也可以叫做“译学”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民族和国家的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四夷馆置译字生，除了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外，还教习诸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地理、国情课程。其目的主要是储备翻译人材，以应急之用。四夷馆最初设置就包含一些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八百、暹罗等馆。据四夷馆考明朝初设四夷馆时，分设八馆，其中回回馆和缅甸馆就是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回回馆主要以波斯语为主，但还包括满剌加、真腊（今柬埔寨南部与越南南部地区）、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爪哇（今印尼）正德六年（1511年），增设八百馆，八百馆兼教译老挝语，八百馆即过去的八百媳妇，在今泰国北部的清迈。万历六年（1578年），又增设暹罗馆（今泰国）。虽然在四译馆并未有记载培养越南语的情况，但从四夷馆编译的安南译语可推断出有培养越南语翻译人才的，只是因当时安南官员都使用汉文，需求量不多而已。由于明朝对外长期实行“厚往薄来”的方针，财政不堪负担，在外患日重，国力渐衰的情况下，明朝中后期在外交上开始采取限制开放和逐步走上封关、锁国政策，对外交往减少，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关系也大部分停止。（二）清朝时期的四译馆清朝沿用明朝末期的做法，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仅维持与越南、缅甸、暹罗与朝鲜等一些领国所谓的“朝贡”关系。因此清代与邻国在政治、经济、贸易上的来往仍需要各邻国语种的翻译人才。清代继承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仍隶属翰林院。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1644），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1748），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 清史稿卷一百十四志八十九职官一礼部会同四译馆乐部，第3283-3284页；会同四译馆将接待外宾的会同馆和培养翻译人员的四译馆合并在一起，由原来的八馆合并成两馆，说明培养翻译人才的四译馆已经逐步衰弱了。鸦片战争后，因与西方英法等国的交往增多，会同四译馆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遂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主要是培养英语、法语、俄语、日语等发达国家的语种，1900年，京师同文馆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而被迫停办，于次年并入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京师大学堂。 同上；会同四译馆便失去存在的意义，最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裁撤。 黎难秋主编中国口译史，青岛出版社出版，2002年3月，第446页；明清四夷馆不同于北魏时代的四夷馆,它主要是一个语言、文字的翻译机关的和教习机构。明代丘的著作很清楚地说明了四夷馆的作用：“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我文皇帝始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靼、回回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使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授以官,盖重其选也。”四夷馆是我国官方早期培养外语翻译官员的学校，其历史又横跨明清两代，一直延续至同治元年(1862年)同文馆成立止。四夷馆从永乐年建立的发展时期，到天顺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官员军民竞相走教师的后门，私自习学番字。而到弘治年间出现饱和，部分学生别图出身，不务本。嘉靖年间四夷馆馆务继续涣散，出现弊病。到了清朝已开始逐渐没落，虽然在康熙年间重修四译馆恢复将四译馆恢复到原来的八馆，有所发展。但随着清朝后期禁教闭关自守朝廷逐渐衰弱，四译馆最终被裁撤。三、师资四夷馆的师资，主要靠聘请国内各有关民族语言文字的通晓者和外籍教师担任。最先请外籍教师的是缅甸馆。大约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缅甸人当丙、云清、班思杰、康剌改、潘达速、已扯盼六人作为缅甸阿瓦王朝的使者来明朝进贡。经明廷要求，六人留在四夷馆任教。当丙六人在景泰、天顺年间一生都在南京四夷馆教授缅语，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缅语翻译人才，明廷曾授予其“序班”的职衔。弘治十七年（1504），缅甸阿瓦王朝又应明朝政府的要求，派遣陶孟（缅语意为“头目”）思完、通事（翻译）李瓒入访明朝，选送孟香、的酒、香中三位缅语教师来四夷馆任教。明廷授予他们“鸿胪寺序班”的职衔。孟香（汉名德馨）和的酒（汉名靖之）任教德时间比较长，后来被授予“光禄寺寺丞”德官衔（从七品）。 四夷馆考，东方学会印本；这些外籍老师为促进中国的外语教育和翻译事业、加强中缅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缅甸馆内除缅甸籍教师外，还有不少中国籍缅语教师。其中资格最老的，要数安徽歙县人方英、腾冲人刘迪。他们从1490年开始任教，官衔分别为光禄寺寺丞、通政使司参议。此外还有嘉靖年间的夏凤朝和夏继恩两父子。1490年至1604年，先后在缅甸馆任教的教师有29人。八百馆的首席教师兰者歌，是八百媳妇国人。他也是随八百媳妇国的使者入访明朝时被留下来长期任教的。 明史·暹罗传载：“弘治十年(1497年)入贡时，四夷馆无暹罗译字官。阁臣徐溥等请移牒广东，访取通彼国言语文字者，赴京备用，从之。(正德)十年(1515年)，进金叶表朝贡。馆中无识其字者。阁臣梁储等请选留其使一二人，入馆肄习。报可。”从这一段文字可知，515年前，四夷馆八馆因无暹罗馆，因此，馆中缺乏通晓暹罗语的暹罗语翻译官。此前，于弘治十年(1497年)时，朝廷曾责成广东官员，寻访暹罗语翻译人员，看来并无所获。万历年间。朝廷终于留下了几名暹罗通事(是通晓汉语的暹罗人)，四夷馆也正式添暹罗馆，暹罗通事遂驻馆任教。 黎难秋主编中国口译史，青岛出版社出版，2002年3月，第56页；万历五年（1577年）八月，暹罗派遣通事握文源随同贡使握闷辣、握文铁和握文贴入访明朝。明朝政府将他们四人留下。第二年十月增设暹罗馆时，其教师即由他们四人充任。暹罗的官制分为九等，五等官称“握闷”，六等官称“握文”。可见，握闷辣是五等官，握文源等三人是六等官，他们在暹罗的官阶是不低的。 此外，还会从馆里培养的译字官生选取优秀的留任教师，馆则规定“凡遇各馆缺官教习，于本馆年深职官内选其译学优长，行止端慎者具呈”。 四夷馆则增订馆则卷之五，第77页；对于教师，四夷馆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四夷馆教师务要用心教习，使各生徒习有成效，斯为称职，如或因循怠懒，教译不精，以致诸生轻视懒于进学，有误任使者禀奏治罪业奉”。四夷馆的教师须接受考核，被确认称职的才能升迁。凡称职者，教师升为序班（从九品），序班升为主薄（从八品），主薄升为光禄寺（或鸿胪寺）寺丞（从七品）。主持四夷馆馆务的官员也被授予职衔，定有品级。馆长由正三品的太常寺卿、正四品的少卿等官职的提督官吏担任。 王介南著“明代的外语学校”第97页；明朝培养东南亚语各馆的官职人数如下：回回馆 49人暹罗馆 17人百夷馆 29人缅甸馆 29人八百馆 19人四译馆则记载“祖宗设置九馆以待外番，选立教师以授后学”， “正德八年，因八百老挝等处译语失传，该内阁提请暂留差来头目开馆”。说明此时八百馆因译语失传，提请暂时留下从八百老挝来的使者进行教学。可见最初四夷馆里的教师大都是外番，后来才逐步培养本国教师。 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原明廷四夷馆林大有等32名官员仍留用，且内源裁定四译馆可招纳56名官员。但此时各馆实际缺员已近半数，因此清朝四译馆的官员大部分是从明朝留用升迁至此的。四、学生进四夷馆习译夷语的学生，叫“译字官生”。译字官生必须通过礼部组织的会考，方可入馆。入馆会考不定期举行，每次招生名额不多，而且对生源有严格的限制。自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设立之初，到崇祯三年（1630），吕维琪编完增订馆则为止，二百多年间，共选生徒十次。四夷馆设置之初，生徒均选自国子监监生中挑选年幼俊秀者送馆。明实录记载：“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遇开科仍令就试。” 吕维琪四夷馆则增订馆则卷之一，第42页； 后来，四夷馆各馆扩大生源。允许世业子弟和官民子弟入馆习译。世业子弟是指年老病逝的本馆教师的子弟。明史记载：“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1426）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程课。”19。自1490年开始，生徒多从世业子弟中挑选，世业子弟人数增多。 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选取世业子弟田东作等75人进馆习译。万历十二年（1584年）缅甸馆教师序班夏凤朝之子夏继恩就是入馆习译的世业子弟。缅甸馆有姓名的继业生有赵继隆等10人。官民子弟是指官宦（包括四夷馆官员）的子弟。宣德九年（1434年），除招收国子监监生王瑄等30人之外，还招收京师官民子弟马麟等30人入馆习译。由于招生不定期，每次招生名额有限，加上生源的限制，因此在馆学习的译字官生并不多。据记载，到天顺三年（1459年），在馆译字官生的人数有154人，每馆（语种）平均20人左右。四夷馆各馆生徒来源有所变化，主要原因有，首先、除定期的官方选生外，四夷馆教师私收子弟为生徒。其次、官僚、富商贿赂官员，使其子弟被选为四夷馆译字生。这些官僚、富商子弟不好好习译、入馆目的不纯。如：“天顺三年（1459）四夷馆教师马铭违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 吕维琪四译馆则卷之一建设提督四夷馆条；弘治三年（1490年），此时的学生可能达到饱和或过剩，学生前途得不到保证，有的学生身在馆中却别图出身。同年五月二十五日，明孝宗敕谕礼部，令“四夷馆子弟务要专工习学本等艺业，精通夷语，谙晓番文，以备应用。不许假以写字习举为由，别图出身，不务本等番译。” 吕维琪四夷馆则增订馆则，第8页；嘉靖十六年（1537）所选120名生徒，“博收取，以求真才，照得各馆缺人习译，该礼部选取民间俊秀及世业子弟送馆教习”。当时选收时不管是否世业子弟、不限出身。当时为扩大招生，还规定广收少留，如缺一人则收二人教习，留其贤者，若两人都很优秀则留其一送其一于别馆，以补不足之数。 吕维琪四夷馆则，卷之十二，第221页；嘉靖二十一年（1542）查知嘉靖十六年（1537）所选120名生徒中郭元梓、郭元材等二十四名富户、商人子弟，因纳贿夤缘成为四夷馆译字生，而被剥夺参加会考资格，革退为民。 吕维琪四译馆则卷之十二嘉靖二十一年，第232页；这些现象对四夷馆各馆带来许多不利因素，生徒图私利、商人子弟与外夷勾结、或泄漏夷情。为了防止这些弊端，自1566年开始，四夷馆生徒专从世业子弟中挑选。据四译馆则记载，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回回八百等馆虽有教师一二员，并无一名子弟习学，至于百夷西天等馆教师久已物故，缅甸馆师生俱各故绝，其见存教师又皆正德初年选入者年审齿迈精衰颓”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之十二，第194页；。四夷馆规定 “译字生或六年一收考，或十余年一收考”。 吕维琪四译馆则新增订馆则，第14页；但事实上，生徒不是非常缺乏时并不会收取学生。“译字生自嘉靖十六年考收之后，迄今垂三十年中多事故，更迁所，存者仅只一二世业”所以有时甚至三十年才选一次学生。万历六年（1578），增暹罗一馆时，续收世业子弟成九皋等二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选世业子弟入馆习译时，因鞑靼、暹罗二馆事务繁忙，请求给予增加生徒额数。译学缺人，十馆无一名译字生习学，只有教师等官十八人。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之十二，第209页；六月二十四日收取世业子弟马尚礼等九十四名。天启五年（1625）报告译学缺人“每馆现任教师只有二、三人，八百馆今已故绝，传习无人，每遇译写来文、回答敕谕，少则尚可苟完，多则动称堆积”。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之十二，文史题奏类一天启五年八月题选译字生稿条，第211页；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三日选收韩永祯等九十四名生徒。四夷馆十馆生徒额数为百人左右。 http:/know.passtest.com.cn/LunWen/lishi/27634.htm；四夷馆对学生的管理也是非常的严格，学生要学习孔夫子的训士言论，此外还规定学生见到各等级老师的礼节，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到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四译馆虽招生60余名，但直到顺治十三年，都未对这些学生的前途有所安排，导致学生失望而散尽。在顺治元年的时候就“裁定经制准设堂属官五十六员底册亦存户部年来”，“今十馆却员已虚经制之半”。说明四译馆的官员也因学生的减少而减半。 吕维琪四译馆则新增订馆则，第1415页；顺治十一年（1654年），“暹罗百译二馆官生俱绝，诚恐译学失传，移文收考以备任用”同年九月四译馆“于世业子弟内照例考选中试者章铨等四十二名，题授译字生送馆学习”。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一度撤销翰林院，此期间四译馆直辖于礼部。康熙九年复立翰林院后，又转为由翰林院提督领四译馆。 黎难秋主编中国口译史，青岛出版社出版，2002年3月，第443页；康熙十一年（1672年）“高昌暹罗二馆缺生，移文收考以备任用”同年四月四译馆“于世业子弟内照例考选中试者张永祚等四十七名，题授译字生送馆学习”。 吕维琪四译馆则新增订馆则，第2627页；此时四译馆又恢复到8馆。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将会同馆与四译馆合二为一，乾隆后期会同四译馆日渐衰落，培养翻译官员的记载日渐减少。五、教学内容据四译馆则记载，四夷馆十馆译字生初习杂字，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后，以诰敕、来文、杂字一同肆习。这里，杂字是指四夷馆所编各馆“译语”，即汉语和诸番语对译语汇。诰敕的内容不得而知。来文是指四夷朝贡“表文”。据万历起居注记载：“万历七年（1578）正月十一日丁巳辅臣传令四夷馆官生写完华夷译语共十册，进呈上留览” 万里起居注万历六年十一月，第一册，第696页；。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胶片）华夷译语明抄本十册，不分卷，也许就是万历七年（1578）所编华夷译语。 华夷译语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华夷译语是四夷馆编撰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与至元译语相同，也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对诸蕃语词汇进行汉译并列出汉字音译。狭义的华夷译语即单指洪武本华夷译语。华夷译语又可分为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分别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洪武本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等编撰的译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学士刘三吾之序锓板刊行。只有蒙古译语一种。永乐本华夷译语是永乐五年（1407）初设四夷馆之后，乃至到四译馆由各馆馆员编修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不同版本和抄本的内容不同。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译语和杂字部分。有些译语还有诸番语言和汉语互译的“来文”，即诸番来使向中国进贡表文。会同本是明末茅瑞徵所辑的华夷译语，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蕃语言，没有诸蕃语言的原文。保留至今的华夷译语中各馆“译语”、“杂字”、“来文”等，与四夷馆各馆所学课程有关。进馆之后，译字官生开始学习番文，即周边民族语言。所设的课程是逐步完善的，起初只有一门“翻译杂字”，即开始一般的文字翻译技能课。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四夷馆少卿郭均金的要求下，“翻译杂字”、“译写来文”和“回答敕谕”成为四夷馆教授的三门主要课程。华夷译语为各馆教习杂字（语汇）和来文而编撰的教科书。华夷译语大部分流失在国外，现柏林、巴黎有完整的藏本，共24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生前曾将其与王宗载的四夷馆考和江蘩的四夷馆考从巴黎抄回。向达先生抄回的其中就有缅甸馆译语，北京图书馆迄今还珍藏有暹罗馆译语，它是仅见的我国最早的泰语教材，也是最早的一部泰汉词典，弥足珍贵。六、培养目标以及毕业生所起的作用明代，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间朝贡、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四夷馆就是为了储备翻译人才而设置的。四译馆则中提到“国家怀柔四夷，因其言语文字不通，建立四夷馆，设提督太常卿少卿九馆教师等官，专一教习译字官监生子弟人等，令其专工本等艺业，精通译语，谙晓番文以备任使”。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之十五，第323页；四夷馆培养的这些翻译人才主要是为周边国家对明廷朝贡以及遣使出访时服务的。明史记载：“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入。土官朝贡，亦验勘籍。其返，则以镂金敕谕行之，必与铜符相比。凡审言语，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凡朝廷赐赉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 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礼部条；。这一段材料证明，诸蕃朝贡、往来使臣，不准随便进入朝廷，须经严格审查方可入境。遇到语言文字的审查和翻译事务时，由四夷馆译字生来完成。四夷馆的毕业生主要是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和出访外国时做翻译，郑和使团中的马欢，费信等都曾担任通事，声名显赫。四夷馆举荐人才是通过定期考试，“译学高下分为等第，其上者选送”，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之十四，第295页；选取优秀人才再向有关部门进行推荐。崇祯三年，有四人考取了一等教师，两人考取一等译字官生，7人考取译字生。其中考取一等的官员都是四夷馆内人数教多的馆，东南亚语里只有暹罗馆的官员考得一等官员。说明当时泰语在东南亚语里比较强势。明代掌握外事的机构有四个体系分别为札部主客司、鸿胪寺、翰林院四夷馆与会同馆。 洪武元年(1368年)置礼部。六年(1373年)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分别管理四个部。其一为主客部，分掌诸蕃朝贡、接待及给赐之事。又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3人。鸿胪寺负责管理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其中包括“外吏朝觐，诸蕃入贡”。设鸿胪卿一人(正四品)、左右少卿各一人(从五品)、左右寺丞各一人(从六品)、鸣赞四人、序班五十人(从九品)。 明史·职官志；四夷馆的译字生经过考核，凡“通译语言文字”优秀者，则可授以序班官职。固此，上述鸿胪寺官员的五十名序班中，估计应有能通译外国语言文字者。明史.外国·占城记，洪武二年(136)年)，有会同馆副使等出使占城。洪武四年(1371年)，占城王奉金叶来朝，表文为占城文字，馆几将其译为中文。则可知会同馆也是涉外机构，且其中有翻译人员。明史·八百传有两处提及翻译(通事)及其活动。一处是：正统五年(1440年)，八百贡使奏，递年进贡方物，土民不识礼浊，不通汉语，乞依永乐问例，仍令通事赍捧金牌、信符，催督进贡。驿路令军卒护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