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桌上的国学大师.doc

麻桌上的国学大师麻将，亦称马吊，又称雀牌，自清末流行开来，成为一种相当普及的娱乐活动。不仅深受市井百姓青睐，就是文化名人、达官显贵，也乐此不疲。他们与麻将的不解之缘，也留下了诸多趣闻轶事。梁实秋，想打麻将到八大胡同去梁实秋自小家教甚严，及到读书，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留下了对麻将的坏印象。梁实秋身边的好友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和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很是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对此，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干脆不如不打。”相比之下，一贯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的梁启超就痴迷得多。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梁启超有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任公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梁启超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胡适，麻将里头有鬼胡适也喜欢打麻将，他曾谐趣地说，从各国对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呢?“自然是麻将”。但胡适的水平并不高，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房间打牌，梁实秋照例作壁上观。当时，胡适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牌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胡适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胡适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犹豫好一阵子，啪的一声，还是把白板打了出去。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适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这在那时可不是小数目。相对于胡适的每战必败，胡适的太太江冬秀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坚信“麻将里头有鬼”。据唐德刚(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回忆，胡先生时以“手气不好”自嘲，认为手气不好是“鬼使神差”的，与技术无关。上世纪50年代初，胡适和太太江冬秀困居纽约，全靠往年积蓄度日，生活拮据。“中华民国驻纽约领馆”曾奉“政府”之命，给他送来一万美金宣传费，以解博士之困，但胡博士一丝不苟认死理，坚决不收，于是乎外援断绝。幸好胡太太垒四方城的功夫十分到家，麻将收入成了一项补贴家用的“计划内收入”。徐志摩：最暧昧是打麻将在文人当中，辜鸿铭的牌技是最差的，还因而获得了“光绪(光输)皇帝”的雅号。而徐志摩的牌则打得最漂亮，他善于临机应变，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据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记载，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还有一番妙论：“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不过，文人里头也有对麻将深恶痛绝的。例如，鲁迅就从不打麻将，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算起来，胡适应该是对麻将爱恨交加的那一类。他一方面爱打麻将，一方面又痛心地说，“如果举国狂打麻将，对一个民族来说是极危险的。”据胡适估计，当时全国每天至少有100万张麻将桌，“按每桌打8圈，每圈半小时计，可消耗400万小时，相当于损失了16.7万天的光阴。”他并以史为证：麻将的祖宗马吊在明代曾风行天下，士大夫整日整夜地打马吊，把正事荒废，清入吴伟业认为明朝正是亡于马吊。(摘自看天下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