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闺柱-心力衰竭诊断与治疗研究进展.doc

心力衰竭诊断与治疗研究进展戴闺柱 心力衰竭（心衰）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病症状群，是各种心脏病的严重阶段。其发病率高，5年来存活率与恶性肿瘤相仿。在美国心脏学院（America Cardiology College）2003年年会开幕式的SIMON DACK讲座上，Braunwald教授将心衰称作为心脏病最后的大战场，且近期内心衰的发病率仍将继续增长，因此，心衰正在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心血管病症。 一、 流行病学研究据国外统计，人群中心衰的患病率约为1.5%2.0%, 65岁以上人群可达6%10%。且在过去的40年中，由心衰导致死亡增加了6倍。然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一直没有心衰流行病学资料。可喜的是，在2000年由中国心血管健康多中心合作研究，于2003年首次报道了我国人群慢性心衰的流行病学结果。本研究共随机抽样调查3574岁城乡居民共15518人，心衰患病率为0.9%;其中男性为0.7% ,女性为1.0%，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P<0.05），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男性高于女性。这种差异可能和我国风湿性瓣膜病心衰发病率较高有关，而后者多见于女性。3544岁、4554岁、5564岁、6574岁年龄组的心衰患病分别为0.4%、1.0%、1.3%和1.3%；随着年龄增高，心衰的患病率显著上升（P<0.01）。城市人群心衰患病率为1.1%,农村为0.8%，城市高于农村。我国北方地区心衰患病率1.4%；南方地区为0.5%,北方地区明显高于南方（P<0.01）。这种城乡比例和地区分布，正是与冠心病和高血压的地区分布相一致。19901991年的我国心血管病趋势及其决定因素的监测（MONICA）的结果显示，冠心病急性事件标化发病率：北方省份男性为47.594.5/10万，女性为10.540.0/万；南方省份男性为5.08.5/10万，女性为0.53.0/10万。1991年我国第三次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高血压患病率地区分布为北高南低。且自东北向西南递减，城乡间对比是城市高于农村。而冠心病和高血压正是心衰的最主要病因。据我国部分地区42家医院。1980、1990、2000年3个全年段，心衰住院病例共10714例回顾性调查，心衰的病因：冠心病由1980年的36.8%上升至2000年的45.6%，居各病因之首。高血压病由5.0%上升至12.9%。而风湿性心瓣膜病则由34.4%下降至18.6%。 中国心血管健康多中心合作研究的样本量虽然不是很大，但经过四个阶段的严格抽样过程，使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各年龄组的样本能够正确地反映人口总体的特征；男、女以及城、乡比例均衡。且82%的应答率是比较高的。因此，15518人的样本大小应该足以提供一个准确的心衰患病率及危险因素水平的估计。我国3574岁成年人中仍约有400万心衰患者。因此 ，心衰也正在成为心血管病领域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另据我国部分地区42家医院1980 、1990 、2000年3个全年段，心衰住院病例共10714的回顾性调查，除上述心衰病因构成比的变化外，心衰患者占同期心血管病住院患者比例没有下降，3个年龄段分别为17.9%、16.3%、16.9%。各年段心衰死亡率均高于同期心血管病住院的死亡率，3个年段分别为15.4%、8.2%、12.3%比5.6%、6.2%与2.6%。如按比例计，心衰患者死亡数之比为39.9%、37.7%及41.1%，提示心衰的预后严重，心衰的死亡原因则依次为：泵衰竭（59%）、心律失常（13%）、猝死（13%） 二、 基础与机制研究1 心肌重塑（心室重塑）：虽然心衰没有单一的发病机制的理论，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生，已逐渐明确心肌重塑是心衰发生、发展的分子细胞学基础。心肌重塑的特征是：心肌细胞肥大、心肌细胞凋亡和心肌细胞外基质（ECM）的变化。病理性心肌细胞肥大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就是胚胎基因再表达，包括与收缩蛋白和钙调节的基因的改变。这种胚胎表型不仅有收缩功能低下，且生存时间表短，从而促进心衰的发展。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正在逐步深入。例如：对心脏病患者超负荷心房肌肌球蛋白重链（MyHC）Mrnar 表达研究表明，-MHC下降、而胚胎表型的-MHC上升。应用乳鼠培养心肌细胞的研究表明，内皮素、血管紧张素促进心肌细胞肥大，且使 -MHC向-MHC转化， 一氧化氮(NO)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saralysin则可逆转上述变化。风湿性心脏病衰患者左室心肌的研究表明，心肌肌球蛋白轻链(VMLG)-1、2相对含量较正常对照组显著下降，尤以VMLC-2含量下降更为显著；VMLC-1、2VMLC 组成比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VMLC-1、2相对含量的变化与心排血量、心脏指数、左心做功、左心做功指数、每搏量、每搏指数等心功能指标密切相关。提示 VMLC两亚型含量的下降和比值的改变参与了心衰的发生发展。 近年来，心肌细胞凋亡在心肌重塑中的作用愈来愈受到重视，很可能是使心衰从“代偿”向“失代偿”转折的关键因素。心肌细胞凋亡或坏死与调节收缩功能有关的病理性心肌细胞肥大胚胎基因再表达的改变，是产生进行性心衰的两个基本过程。国内研究表明：血管紧张素(Ang)可诱导培养乳鼠心肌细胞凋亡。具有与Ang生理作用相拮抗的 Ang(1-7)能抑制 Ang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大，其作用受体不是AT1或AT2，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受体介导。结扎冠状动脉大鼠心衰模型、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心衰后，心肌细胞凋亡均增加，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可改善之。观察冠状动脉结扎大鼠心衰不同时期心室组织中细胞增殖和凋亡相关蛋白表达改变的研究，提示HCY-2，hbLIM、HRG-1、p21、p27、p57基因均参与作用。冠状动脉结扎大鼠心衰模型，左室心肌细胞凋亡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肌浆网钙泵(SERCA2a)活性显著降低。卡维地洛可以剂量依赖地降低心肌细胞凋亡率，使 SERCA2a活性增加。通过对心衰患者的观察，表明患者血清中细胞凋亡抑制因子Fas/Apo-1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不同病因的心衰患者并无差别；经ACEI和-受体阻滞剂比索洛尔治疗后，血清Fas/Apo-1水平有下降趋势，但未达统计学差异。另有报道，心衰患者心清心肌肌钙蛋白含量增加，与左心室(LVEF)射血分数呈负相关，提示心衰患者有心肌细胞坏死现象。 心衰时，心肌细胞外基质的变化可表现为纤维胶原的过度沉积或不适当的降解。国内研究提示，Ang可促进培养乳鼠成纤维细胞增殖。应用腹主动脉结扎的大鼠压力负荷心衰模型表明，大鼠心肌解偶联蛋白-2(UCP-2)表达增加，可能参与了心肌纤维化的发生与发展。应用冠状动脉内反复多次微球栓塞法造成羊慢性心衰模型，表明左心室心肌间质的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的活性持续增高，可能参与了左室的扩张。临床研究表明，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心肌活检标本，、型胶原显著增多，有灶性或融合成片的纤维替代区；而风心病换瓣手术取材心肌则修补性疤痕少见。 衰竭心肌能量耗竭，伴能量代谢障碍亦是心衰的特征。国内心衰患者的心肌活检标本显示，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磷脂定位呈现不同程度的脱失性改变，脱失程度愈重、心功能愈差，生存率亦愈低。另有报道换瓣手术者左室细胞总ATP酶、线粒体ATP酶、琥珀酸脱氢酶、细胞色素氧化酶活性均较正常人明显降低，提示心肌细胞能量产生和利用均有障碍，上述指标与LVEF呈正相关。 2 神经内分泌的激活：在初始的心肌损伤以后，有多种内源性的神经内分泌和细胞因子的激活，例如：去甲肾上腺素(NE)、 Ang醛固酮(ALD)、内皮素(ET)、肿瘤坏死因子(TNF-)等，在心衰患者均有循环水平或组织水平的升高。神经内分泌-细胞因子系统的长期、慢性激活促进心肌重塑，另重心肌损伤和心功能恶化，后者又进一步激活神经内分泌-细胞因子等，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国内亦愈来愈多。 国内关于受体通路与心衰的研究，开展得较早。有报道，换瓣手术取材心肌的受体密度(max)和camp均与左心室重量指数(LVMI)显著负相关；NHYA级患者较之级患者更低，提示心肌Bmax能反映心室重塑和心功能受损程度。同时测定外周血淋巴细胞的Bmax，其变化与心肌细胞相似，二者密切正相关，提示血淋巴细胞的 Bmax可作为心肌Bmax的替代指标。国内很多报道心衰患者血淋巴细胞受体密度降低；血NE、E升高，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和ACEI治疗后可以改善。另有观察认为心衰患者室性心律失常(VA)的发生可能与受体系统有关，美托洛尔急性药物试验提示对室性心律失常有效且安全，长程治疗结果亦相似。国外应用-受体阻滞剂治疗心衰的临床试验亦证实能降低猝死。最近，国内应用异丙肾上腺素（ISO）诱导的大鼠心衰模型，进一步研究了1、2、3肾上原素能受体（1AR、2AR、3AR）mRNA表达水平，以及3受体激动剂（BRL-37344）的作用。结果表明，心衰时1ARmRNA水平降低，2ARmRNA变化不明显；而3ARmRNA水平明显增高。应用3AR激动剂后，上述变化更显著；心衰更加恶化；ISO组和BRL组死亡率增加，而以BRL组最高。本实验对3AR的研究启发了药物开发和治疗的新思路。冠状动脉结扎的大鼠心衰模型,1受体密度和1受体mRNA表达显著降低。循环心钠素（ANP）、NE和E水平显著增加；心肌组织中NE水平显著降低。应用美托洛尔和卡维地洛后可显著增加心肌组织中NE水平；对循环NE水平无明影响；但可明显降低升高的循环中ANP和E水平。 国内对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通路的研究表明：Wistar大鼠心衰模型，心肌组织Ang含量、ACE活性显著升高；心脏重量指数开高，心肌细胞肥大，间质增生，胶原蛋白沉积，但循环血Ang含量和ACE活性无明显改变，提示心脏局部RAS参与了心肌重塑过程。而ACEI培哚普利可有效地改善心肌重塑和心衰。另外对心衰者的研究亦表明，心肌Ang含量与CI显著负相关；与心肌超微结构改变则显著正相关。 有关心衰时神经内分泌的变化，报道甚多。如ANP升高，且与心衰病情相关；脑钠素（BNP）和ANP在无症状心衰时已有升高。心衰时血精氨酸的升高可能与稀释性低钠血症有关。此外，心衰时血浆ET、-内啡肽、NO、5-羟色胺、神经肽-Y、肾上腺髓质素（AM）的升高均有报道，且与心衰严重程度相关。近年来，对炎症性细胞因子在心衰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应用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大鼠心衰模型的研究表明，血清及心肌组织肿瘤坏死因子（TNF-）均明显增高，应用TNF-拮抗剂Enbrel能改善心功能，减轻左室重塑，且使心肌IL-1表达水平亦下降，可能是细胞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临床上，有多篇报道，心衰时TNF-、白介素（IL-2和IL-6）、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均有升高，且随心功能损害程度加重而升高。培哚普利较常规治疗降低TNF-、IL-1、IL-6、sICAM-1和Fas/Apol的作用更为明显。另有报道，心衰患者TNF-和IL-6明显增高。以卡托普利、利尿剂、洋地黄和硝酸酯类治疗作为对照组，另一组加用多巴酚丁胺治疗10天。结果两组均以升高LVEF，且以多巴酚丁胺组更为明显。然而，有意义的是，对照组治疗后血TNF-和IL-6有显著降低，而多巴酚丁胺组却无明显变化，提示了临床改善与神经内分泌-细胞因子变化的不一致性。此外，自身抗体在心衰中的作用亦有了初步的探索。对慢性心衰患者的检测表明，21肾上腺素能受体和AT1受体的自身抗体不仅存在于多种心脏病心衰患者的血清中，而且抗体滴度也明显高于正常组。各种病因的心脏病（缺血性心肌病、扩张性心肌病、高血压心脏病）之间并无差别。约63%67%的心衰患者同时具有双抗体阳性；53.7%的患者同时具有三种抗体阳性，提示免疫机制可能参与了心衰的发病。另有报道，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受体阻滞剂比索洛尔治疗，可使心衰患者1和M2受体自身抗体转阴、滴度下降，同时伴有心功能的明显改善。 三、 诊断慢性收缩性心力衰竭的诊断仍然是根据临床评估来诊断，即：左心腔增大、左心室收缩末容量增加和LVEF40%。2001年欧洲心衰指南建议以脑利钠肽（BNP）作为筛选诊断心衰的指标，以鉴别心源性和非心源性呼吸困难。我国亦已有初步报道。对111例呼吸困难患者测定Nt-proANP和NtproBNP，结果有呼吸困难心衰组显著增高。ANP诊断心衰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各为90%；BNP诊断心衰的敏感性为94%；特异性能超群为95%。上述资料表明，ANP特别是BNP对心衰的诊断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对于鉴别呼吸困难是否为心源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 治疗早年国内大多数研究均为小样本、药物疗效的短期观察。观察指标均为临床疗效和（或）血液动力学变化。所观察的药物包括各种正性肌力药和血管扩张剂等，多数表明有良好的短期疗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地高辛维持量疗法以后，有报道地高辛中毒发生率已明显下降。ACEI卡托普利治疗心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有报道，最初作为血管扩张剂应用于心衰，随着神经内分泌激活不利于慢性心衰的概念逐步被认可，ACEI作为能降低心衰死亡率的第一类神经内分泌拮抗剂的地位亦已被确认，并已在国内广泛应用。继卡托普利之后，培哚普利、依那普利、苯那普利、福辛普利、西拉普利均有治疗心衰的报道，并有良好的临床疗效。有报道应用培哚普利治疗心衰72例，随访时间长达4年，结果培哚普利组心功能改善，因心衰再住院率和死亡率均较常规治疗对照组有显著下降。醛固酮有独立于Ang的对心肌重塑的不良作用，特别是对心肌纤维化的作用。因此，早年作为保钾利尿剂的螺内酯，近年来作为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已与ACEI联合治疗心衰，但剂量小于作为利尿应用。国内亦已有少数相应报道，但所用剂量大于国外报道。在严密监测血钾与血肌酐的情况下，并无不良反应，当心衰患者因咳嗽等不良反应不能耐受ACEI时，血管紧张素1型受体拮抗剂（ARB）可作为二线药物替代应用。我国亦已有应用ARB缬沙坦和氯沙坦治疗心衰取得疗效的报道。受体阻滞剂，因其强力的负性肌力作用，一直被禁用于心衰的治疗。然而，国际上多个有对照的、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却证实了受体阻滞剂不但能降低慢性心哀苦死亡率、住院率，特别还能降低猝死。受体阻滞剂之所以能从心衰的禁忌证转而成为心衰的常规治疗，就是基于长期治疗的“生物学效应”与短期治疗的负性肌力作用截然相反。而一些能即刻改善血液动力学异常的正性肌力经和血管扩张剂，长期治疗却增加死亡率和病残率，地高辛惟一的不增加心衰死亡率的正性肌力药。由此，导致了心衰治疗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即：从短期血液动力学或药理学措施转变为长期的、修复性的策略，目的是改变衰竭心脏的生物学性质。以往，“强心、利尿、扩血管”一直被认为是心衰的经典治疗，现今，已新的常规治或标准治疗所取代，即：“以神经内分泌拮抗剂为主的三大类或四大类药物的联合应用；亦就是利尿剂、ACEI、受体阻滞剂的联合应用，必要时再加上地高辛”。通过中华医学会各种渠道的继续教育，这一根本概念的转变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被接受。近几年来，应用受体阻滞剂治疗慢性心衰已有多篇报道，所用制剂有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卡维地洛和阿替洛尔。都是在利尿剂、ACEI和地高辛的基础上加用。入选病例最大年龄达84岁。与常规治疗相比，结果均能改善临床心功能，还有报道LVEF上升，左室收缩末容积和舒张末容积小者。此外，有报道将环磷酸腺苷葡甲胺与美托洛尔合用治疗难治性尽力而为衰竭，以对抗美托洛尔初期的负性肌力作用。结果表明，加用环磷酸腺苷组疗效优，不良反应较少。上述大多数报道都采用了随机、对照（RCT）和盲法设计，或者采用前瞻性的、随机、开放、盲终点（PROBE）设计。然而，未说明所采用的随机方案，很多亦未提供可比的基线资料。样本量往往偏小（<100例）；随访时间不够长（<6个月）。未说明退出、失访、不依从者的比例；采用“意向治疗分析”（intenion-to-treat analysis）时是否仍纳入分析中；以及缺乏事先设定的终点指标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根据中国部分无功负荷及上海市1980、1990、2000年3年年段非定群心衰住院患者的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心衰治疗的药物各年段均以利尿剂、硝酸酯类和洋地黄类为主，其中洋地黄的使用有下降趋势，中国部分地区硝酸酯类的使用还有上升趋势，2000年占53.0%；而上海地区则占74.4%。上海市2000年门诊心衰病例1次性横断面调查研究，用药情况与上述相似，硝酸酯类亦高达77.5%。上海市住院心衰病例的调查发现，硝酸酯类除少数兼用于心肌缺血治疗外，主要是以心力衰竭治疗为目的。至于ACEI和-受体阻滞剂的应用虽有上升趋势，但与治疗指南仍有差距。2000年ACEI使用率，中国部分地区与上海地区各为40.4%与70.8%，以上海地区增长迅速。受体阻滞剂使用率中国部分地区与上海地区各为19%与25%。令人惊异的是，硝酸酯类的应用却是如此的的广泛。早年虽有硝酸酯并肼屈嗪联合应用有利于慢性心衰的报道（VHeFT试验），但以后的V-HeFT试验示能证实。迄今为止，亦无其他证据表明单用硝酸酯类治疗慢性心衰有益，硝酸酯类又极易产生耐药性，因此不宜用于慢性心衰的长期治疗，可以短期应用以缓解症状。 关于慢性心衰的非药物治疗，国内已有报道。双心室同步起搏治疗慢性心衰伴室内传导延迟的患者，国内包括香港地区已有98例报道，其中北京阜外医院占56例；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占20例。心功能分级均为、级。QRS时限均>0.12s。随访时间从术后37天到3个月、7个月、12个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个月不等。结果都能改善临床症状、LVEF升高、6分步行距离增加，左心室收缩末容积和舒张末容积缩小。香港地区的报道表明，疗效为起搏依赖性，停止起搏1个月后，各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上述研究资料提示，对心功能为NYHA级或级伴有室内传导阻滞的心衰患者，同步化双心室起搏能逆转左室重塑，改善心功能。另有报道，应用心房心室顺序起搏的生理型起搏器（DDD）治疗晚期慢性心衰18例，AV间期调短至100150ms；起搏器频率调整至90120次/min。对照组18例，仅用药物治疗。结果显示，两组的生存时间、病死率、心功能分级和LVEF、左室舒张末径缩小值均有显著差异，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 2002年1月公布了慢性收缩性心力衰竭治疗建议，这是第一个遵循循证医学原则撰写的“建议”。首先，强调了心衰治疗概念的根本性转变。对具体每一类药物，首先阐述这类药物在心肌重塑中的作用，而不是药理作用和急性血液动力学变化。其次是临床试验的结果，必需病例数在100例以上、随访时间6个月以上，严格的随机、对照、双盲、有事先设定的硬终点和足够的统计把握度者才予纳入。然后是临床应用，要求切合临床实践、具体、明确。指南或建议的作用就是将临床试验的结果应用于临床实践。在过去10年中，心力衰竭临床试验的死亡率已下降了46%，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尽早地将建议应用于临床实践。 心力衰竭治疗的新问题：神经内分泌不协调近年来，心力衰竭的治疗概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短期的、血流动力学或药理学措施转变为长期的、修复性的策略，目的是有利于改变衰竭心肌的生物学性质。应用神经内分泌拮抗剂阻断其与心肌重塑之间的恶性循环，是治疗的关键。 迄今为止，已有大量临床试验的实证表明，神经内分泌拮抗剂可降低心力衰竭患者的死亡率、病残率，并能改善和逆转心肌重塑。其中，主要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和受体阻滞剂。临床试验亦表明，神经内分泌拮抗剂的联合应用还有协同作用。例如：单独应用ACEI的相对死亡危险性下降24%；而合并应用受体阻滞剂可进一步下降至36%。SOLVED实验中，合用或不合用受体阻滞剂组，心力衰歇住院的相对危险性分别下降60%和30%。RALES试验，合用或不用受体阻滞剂组，死亡的相对危险性分别下降58%和27%。 然而，近年来有关神经内分泌、细胞因子拮抗剂的临床试验却屡告失败。包括：ACEI+中性内肽酶抑制剂（NEPI）、内皮素受体拮抗剂、TNF-a拮抗剂。由此，提出了一 个新问题，就是：神经内分泌的不协调 （neuroendocrine dysharmony） 。 例如：（1）OVERTURE试验，应用ACEI+NEPI omapatrilat 与依那普利比较，共入选5 772例患者，随访2年，结果二组的死亡率，住院率差异无显著性（OR为0.94），omapatrilat 并不优于依那普利，且omapatrilat组出现低血压，眩晕较多。（2）ENABLE 试验，应用非选择性ETA/ETB内皮素受体拮抗剂bosentan12.525mg、2次/d治疗1 613例心功能NRHA bIV级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一级终点为死亡或心力衰竭住院。结果，bosentan组未能改善预后，且衰竭加重，表现为纳水潴留、水肿加重；出现于用药早期，并持续于长期用药过程。其结果与动物实验研究观察完全不同，机制不明。（3） EARTH试验，应用选择ETA受体拮抗剂darusentan治疗 548 例 NRHA IV 级慢性心衰竭患者，随访24周，终点为左心室收缩未容量，应用MRI观察；结果各剂量组（10、25、50、100、300 mg/d）的左心室收缩未容量均无显著下降，6分步行试验变化也不大。（4） 应用TNF-a拮抗剂etanercept 的RENAISSANCE，RECOVER 和RENEWAAL试验，观察24个月 ，因治疗组对死亡率和病残率的不良应用，于2001年3月 18日宣告试验提前终止。另一TNF-a拮抗剂 infliximab的ATTACH试验，对 150 例 NYHA IV 级患者治疗6周，结果因治疗组（101 例 ）中7 例死亡，而对照组49例无死亡，因而安全委员会建议试验提前终止。 为什么试验会失败？有以下可能的解释：（1）错误的假说？然而，ACEI、B受体阻滞剂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的临床试验，以有大量的正面证据。在过去10年中，心力衰竭临床试验的相对死亡危险性已下降了49%。 （2）错误的目标？ 例如：应用内皮素受体拮抗剂tezosentan 治疗急性心力衰竭。与慢性心力衰竭不同，神经内分泌的激活在急性心力衰竭时能起有利的代尝作用，因而，可能不宜加以阻断。（3）错误的药物？ATTACH试验中的infliximab，推测其可能有细胞毒素。（4）错误的剂量？内皮素受体拮抗剂bosentan 的早期试验（REACH1），应用较大剂量（125500mg/d） 对血细胞、肝有损害。（5）错误的人群？重度心力衰竭患者，由于存活的心肌细胞太少，因而，不容易对生物学治疗起效应。如 BEST 试验、ENABLE 试验，人选的均是较重的心力衰竭患者。BEST试验中，NYHA 级患者，死亡危险性有显著降低；而NYHA IV 级患者却增加。（6）过度的血管扩张？ 例如：应用依那普利静脉注射的CONSENSUS 试验、应用前列腺素衍生物的FIRST试验、ACEI+NEPI的OVERTURE试验，治疗组发生低血压均较多，很可能与血管过度扩张有关。ENABLE试验，bosentan组引起纳水潴留，也可能是由于血管过度扩张诱发，正如 ALLHAT试验应用受体阻滞剂doxazosine 治疗高血压，同样诱发纳水潴留和心力衰竭。（7）神经内分泌拮抗已达顶峰？或过度抑制有害 ？ BEAT和 MOXCON 试验，血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大幅度降低，比轻度降低者死亡率反增高。Val-Heft 试验，ACEI+ A 受体拮抗剂，如再加用受体阻滞剂则反不利。 从上述种种可能的解释，说明各个临床试验失败的原因还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血管过度扩张合并低血压的问题，因为随之而来的神经内分泌激活的危害，很可能撤消原先所预期的神经内分泌抑制的有益效应。其次，要真正明确是否有神经内分泌的不协调，临床试验中必须增设受试药物的单独应用组，而这又有悖于伦理道德。因此要进一步扩展神经内分泌拮抗剂联合应用的协同作用，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目前能够肯定的是，ACEI加受体阻滞有益，重症患者在加用醛固酮受体拮抗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