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研讨会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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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2007年12月2日晚,“中国社会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茶话会在中山大学梁?M琚堂第一会议室召开,这是继当天“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之后,国内学者的又一次专题讨论。与会嘉宾大多来自国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汇集了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哲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专家,他们就目前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轻松而又热烈的讨论。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主任王宁教授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苏国勋教授和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分别作主题发言,第二个阶段由与会学者就相关
2、问题进行自由评论。 在简短的会议开场白之后,苏国勋作了“面对剧烈社会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理论”的主题发言。他对近年来中国社会理论界面对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命题和理论作了概括,并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提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理论研究必须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既要根除“我族中心主义”,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并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对开展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苏国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急剧的变迁,要求社会理论在借鉴吸收社会学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并概括出能反映中国社会实践自身特点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客观形式已经把这一任务
3、摆在了中国社会学界的面前,中国社会学者在这一方面理应有所作为。实际上,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经验已经对发展当代社会理论提供了非常新鲜的内容。他以源于中国经验的“转型社会理论”为例,认为该理论是对西方社会理论范式的超越,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理论中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总体预设的一种理论。苏国勋批评了西方社会理论本质上把传统与现代视为水火不容的区隔和对立,以及把传统视为一成不变、僵死凝固和全盘否定的事物。他认为,转型社会理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致中和”思想的影响,把现代看作是传统的延续,认为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横亘着一条无法超越的鸿沟,也不是一种不共戴天的、零和博弈(zero?Bsum game)关系,而是一
4、种镶嵌(embedded)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和蕴涵的关系。他指出,转型社会理论强调中国社会转型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不能削足适履地用中国事实去被动地诠释西方理论,国内学者如孙立平、郑杭生等人都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论述和积极的贡献。当然,中国实践只是转型社会理论的一部分,其他的还包括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实践。 苏国勋充分肯定了国内学者对西方社会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挑战,例如赵汀阳以“预付人权理论”(theory of credit human rights)来质疑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theory of natural rights)的正当性和普遍性,突破了西方人权理论范
5、式的局限,反映出了当代中国理论界不断增长着的文化自觉意识(cultural awareness)。虽然他认为“预付人权理论”这一探讨还欠完备,但它表示当代中国学人在一般社会理论方面的思考,敢于在西方学者面前提出不同的理论出来,而不是了无新意的人云亦云。针对“预付人权理论”的不完备性,苏国勋着重强调应该区分社会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认识论上的社会整体论”之间的区别,与会学者在随后的讨论中也就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王铭铭紧接着也作了主题发言。他高度评价了苏国勋的发言,认为苏教授为中国社会学,也包括人类学的局部理论的未来走向指明了一条希望的道路。他认为,中国社会学家完全有可能就中国社会
6、转型的经验提出自己的一套关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设想,这是很令人鼓舞的一件事。王铭铭提出了两点补充作为讨论:首先,中国社会(形构)的特殊性一度在西方社会理论的创树中得到了相当高度的重视。他以法国涂尔干之后的年鉴学派的M.莫斯、葛兰言等人为例,认为当他们把视野拓展到第三世界以后,就发现社会理论的基础应该来自于非西方民族,其中主要有两条脉络:一个是根据原始部落来提出真正的基础的社会理论,这是M.莫斯的专长;另一个是根据非西方的文明和中古时期的欧洲的社会状态来考察社会理论的基础,葛兰言是其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历史上存在着的介于原始部落和现代国家形态之间的社会形态才更广泛地代表着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
7、人类社会的一个怪胎,是一个特殊的变异。在这些思考中,中国就进入了西方社会理论的视野,这个年代大概不晚于1920年。他指出,我们不能忽视欧洲社会学的这段历史而急于想象,20世纪的中国至少在观念上是属于断裂型的时代。在这种变态的社会心理之下,要缔造出一个“社会的宪章”几乎是不可能的。王铭铭说,假如我们把这一阶段看作是转型社会的话,那么他不认为这个阶段存在社会理论的基础,我们需要更大的历史想像力,而不要局限于20世纪,因为这个世纪多灾多难,我们干嘛不说中国是灾难社会理论的最好的发源地呢? 其次,王铭铭援引法国人类学家M.莫斯1938年的一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提出了对社会理论的相
8、关看法。M.莫斯在文章中谈到,人类的自我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原始部落时代,人的自我观念是脱离不了他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是不存在个体主义的,人们是在人和物的关系中理解社会的;到欧洲的罗马法时代,人类对自我的理解产生了一个剧变,这个时候渐渐形成了一种个体作为权力的单位的思想,在法律规定中明确地出现了;到了基督教成立以后,才对近代欧洲的人的观念作了最典型的铺垫,它赋予每个个体道德的自觉性,使得个体能够完全独立于另外一个个体而存在作为一个道德的自我实体。从“关系的人”到“个体的人”这一观念的演化,是无法颠覆和逆转的。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社会”指的是什么呢?王铭铭指出,一个优秀的
9、人类学家都会这么定义社会的,社会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人和人之间的参与,是这两个方面的同时存在。这与社会学可能有点不同,但这正是M.莫斯通过著述想告诉大家的。莫斯的社会理论显然完全不同于我们过于焦虑地想批判的那种西方社会理论,因为他很自觉地把自身放在非西方的社会场景当中去理解到底什么叫做“普遍”,他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不能代表整个人类的普遍历史。 最后,王铭铭从上述的讨论中得出两个质疑:其一,为什么曾经在欧洲社会理论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影响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理论,会在至少1938年(或更为特殊地说是1945年)之后彻底地成为社会科学的支流?王铭铭认为,20世纪以来中
10、国向来没有存在过超越个体主义方法的社会理论。每个思想家都试图从个体来理解社会,甚至把社会界定为自我的解放,改革以后更是如此。王铭铭更是尖锐地指出,实际上并没有存在一个关注“社会”是什么意义的社会学家,也不存在这样一个成文的作品,这与20世纪中国思想的去社会学化有关系;其二,“古代中国”存在吗?如果我们想从转型中国中提炼出一个纯洁的社会理论来那几乎是一个梦想,因为转型中国是一个大杂烩,转型中国的“文化极端化”(余英时等所说的)没有为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前景。而古代中国照样也是一个大杂烩,存在着多种思想。我们这个社会向来不存在一个干干净净的社会形态,而是诸多种社会形态几千年的不断的混合。人和人混同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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