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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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5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世界大学联盟等机构联合主办,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研究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印度德里大学,以及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等海内外近四十所高校和研究所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大会围绕“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这
2、一当前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热点为主题展开研讨,旨在搭建一个“中国研究”的国际化交流平台,使得世界范围内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能够形成稳定而长期的互动关系,推动“中国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合作与对话。因此,与会学者除了国内外知名的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外,还有来自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的知名学者。而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也涵盖了城乡社区与公民社会成长、调适过程中的国家与权力、社会政策与弱势群体、环境与发展、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乡村变迁中的传统、道德与法、现代性与日常生活转型等有关“中国研究”的诸多热点主题。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综述如下。 一、主题演讲
3、:当代中国社会现象考察视域 在大会主题演讲中,来自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通过对中国武汉、上海和西安三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指出即使在所谓的“后单位制”时期,单位依然在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单位”收益的多少以及单位之间收入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中国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加加美光行先生则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研究作了反思。他认为研究者在研究中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实际上不可避免,而这并不是影响“认识客观性”的根本原因,影响“认识客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研究者对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因果性价值判断之间的相互混淆。同时,加加美光行先生还指出,在日本的
4、中国学研究中,恰恰由于缺少目的性价值判断,从而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缺少足够的责任意识,这也是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值得反思的地方。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Edward Friedman教授则从卢梭思想和雅各宾列宁主义的政治哲学视角出发,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场景,分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各种文化内生的领域和争论在理解现代化及现代性困境时的角色和作用;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以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为论述的重点,指出了“以社会结构为核心的社会学话语”在解释社会现象中的重要作用,也展示了社会学对于社会现象的强有力的解释力。 二、多元化及跨学科的议题 (一)城市与社区发展 在中国改
5、革开放的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旋律,而城市化既促进着城市社区的孕育与发展,同时又伴生着一系列城市化问题。南京大学张鸿雁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类型,是一种梯度社会结构类型,这种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差异化社会,构成了多类型的区域社会,同时出现了多类型的社会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首先就要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区域社会样态;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军教授则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经济性运动,这种运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但是在这个目的性的运动过程中却产生了很多的非预期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原有的生活结构,而对于研究而言,
6、现在更应该将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考虑如何能够重建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结构。 (二)调适过程中的国家与权力 在意识形态保持连续性的前提下,中国社会“体制转型”却不断深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关于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也越发热烈。中山大学王宁教授在澄清“消费主义”这一概念的前提下,提出了“国家让渡轮”这一解释中国消费主义产生的理论范式。他指出中国的消费主义产生实际上是国家与市民进行社会交换的某种社会文化后果;来自Nebraska的Andrew Waldan教授则提到了自从1982年开始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战斗”究竟有没有胜利这一有趣的话题,他在结论中指出,已知的“腐败率”(RRC)
7、是具有欺骗性的,至少中国政府并没有赢得这场反腐败的战争;而上海大学的仇立平教授则在总结分析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了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要借鉴西方政党“中性化”的经验,建立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机制。 (三)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社会一直是社会学领域内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波兰尼还是格兰诺维特,都对此作过精彩的分析。在本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也就这一议题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南京大学的汪和建教授在归纳中国人的市场实践三个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自我行动”以及“关系理性”两个概念,建构了一个作为中国行动逻辑的理论模型,也就是自我行动的逻辑的分析框架,并试图以此通向理解中国人市场实践
8、的研究纲领;南京大学的林闽钢教授则将研究的视角聚集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一产业综合体上,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他探讨了跨界高科技产业是如何嵌入在特定的区域之中并被社会建构的,特别是通过对于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角色变化的分析,指出了区域发展模式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武汉大学的周长城教授则从生活质量的视角探讨了澳门这一特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程度,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四)知识分子、教育与文化交流 来自西雅图大学的粱侃教授从“生计”这一角度探讨了二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抗日战争实际上给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重新建立他们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机会,并特别指出
9、,在战争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水平的降低和变化影响了他们与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则指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迅速转型使一个尝试解读中国的学者,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陷入了一种要么重视传统(汉学的主要取向),要么看重现代(中国学的偏好),要么在传统与现代这两极之间顾此失彼(中国问题学的状态)的窘境。就此而言,关于中国的学术解读问题,就不是一个长久以来形成的西方列强怎么对待落后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同文化体系间如何可以理性会通,进而达到“文化会通”、共同致力创造人类崭新文化的问题。 (五)社会政策与弱势群体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政策和弱势群体的关系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清华大学
10、的Jean-Louis Rocca教授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出现”挣扎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所影响下的“道德经济”中,而他本人也正是从这些概念人手,着重分析了牵涉到旧工人阶 级和移民工人在内的社会政策。南京大学的林卡教授则立足于中国经验,通过对贫困三种范式的解读,从宏观上分析了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对于社会政策制定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南开大学的关信平教授根据联合国倡导的“人类安全”概念和本国国情界定了我国的“人类安全”七个主要方面,基于“人类安全”这一视角回顾了我国的历史演变,并指出关注当代中国“人类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总结了目前导致我国那
11、些属于“人类安全”视阈中的诸问题(术语称之为“人类不安全”)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变“零和游戏”为“多赢游戏”的解决思路。与社会学的视角不同,台湾的乔健教授则通过对山西上党地区“乐户”的深入考察,提出了“底边阶级”这一概念,指出这些“底边阶级”在实质上构成了一个处在被排斥边缘的“底边社会”:“底”指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社会底层;“边”指边缘,即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一般从事非生产性行业的群体。 (六)环境与发展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学术界也开始将“环境与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南京大学的张玉林教授以三起由环境污染引起的乡村社会
12、冲突的个案为例,重点分析了造成中国乡村污染及引发冲突的动力机制,他指出当前的“政经一体化”体制构成了乡村污染和矛盾丛生的内在动因;南京大学的周晓虹教授则对南京市秦淮河的污染治理(特别是第四、五次大规模治理)进行了分析,指出秦淮河的污染治理受到了提高或改善城市或政府形象和谋求市场经济利益的双重力量的推动。国家因为经济动员的能力增加,使其保持了政治动员的潜能;而市场的力量则因污染治理的经济效益而凸现出来。社区或社会的力量尽管在问题的构建方面已经逐步显现,但离真正影响污染治理的进程尚有相当的距离。 (七)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在
13、本次研讨会上,吉林大学的田毅鹏教授首先对连接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集合体“单位”进行了分析,他将“单位模式”区分为不同形态,并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典型单位制”,并就这种典型单位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安徽大学的李远行教授运用韦伯的理念型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方法,对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流行架构之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了学理上的梳理,他同时指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架构,既是一个理论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解释和型构社会现实的过程;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的张庆燮教授则在“后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探讨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改革政策,他从韩国的发展经历中,归
14、纳了“统治者阶层”、“社会的”以及“意识形态”这些与政策制定相关的主要因素,并且用这三个要素对中国经验进行了独立的经济社会分析。 (八)中国研究的国家学术价值与展望 来自Jacobs大学的Nicola spakowski教授指出,当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的中国研究时,其中的价值预设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她对全球化挑战下的关于“国际化的中国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景象进行了讨论,并尝试着提出了将以“中国研究”为主要议题的研究机构一体化以应对种种挑战的设想;埃及开罗大学的穆罕穆德?萨利姆教授则在会议上介绍了埃及的中国研究进展情况浙江大学的王小章教授首先指出了在中国研究中存在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两
15、种价值倾向,并且提出我们应该在清理、澄清中国社会和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基本性格之基础上,促进和帮助价值领域内不同文化、特别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理性对话和沟通;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张英进教授则基于在圣地亚哥举办的一次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介绍了当时与会的15篇专题论文,并强调了当前中国研究中所突出的“延续性”、“循环性”和“多面性”这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他认为,多元性和跨学科应该成为中国研究的学术特征。 (九)中国研究方法论 方法论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也对“中国研究方法论”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复旦大学的张乐天教授认为,国家基金、国际化、市场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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