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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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6月29日30日,由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和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协办的“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来自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嘉应大学客家研究院、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台湾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人类学
2、系、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 等海内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0多名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21篇,按照地理区域我们将其划分为中国台湾地区研究、华南地区研究、江南地区研究、西南地区研究和华北地区研究等几个板块分别予以综述。 一、台湾地区研究 关于台湾地区社会的研究,研究者分别从信仰、族群关系与地权、高地与低地的不同生计方式对当地社会结群和变迁的影响等角度进行探讨。评论人石奕龙教授、房学嘉教授和程美宝教授分别作了点评。 在题为彰化妈与关渡妈两个信仰圈的区域文化差异的论文中,林美容(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比较了中台湾和北台湾在信仰圈方面表现的不同,并探讨了二者不
3、同的区域原因。林美容首先给信仰圈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信仰圈指涉一个神明之区域性的影响范围及其相关组织与活动。然后以具体的田野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圈的考察。比如在中台彰化,人群以妈祖会形成了自己的信仰圈;台北关渡,人群以请妈祖形成自己的信仰圈。最后她考察了地方社会、地方祭典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并探讨了二者表现不同的社会原因。林美容阐述了地方社会藉着神明信仰与祭典形成地方社会,区域的祭典又进一步形成区域社会。而对于彰化妈与关渡妈表现不同的原因,她则从聚落的形态、庄社的基础是否稳定、信仰圈形成的时间早晚、家族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几个角度予以考察。评论人石奕龙(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指出,信仰圈的范围
4、首先没有明确的区域界限;其次区域性的整合我们如何看待?他认为我们需要探讨这种超村庄的祭典形成的过程而不是仅仅是表现和影响,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解释区域的整合。 陈秋坤(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土著地权、族群关系与客家公产:以屏东平原为中心,17001900一文探讨了清代台湾地域发展过程中土著地权和族群的关系。陈秋坤首先交代了形成这一主题的背景:台湾在近代不断地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这些外来力量对当地的平埔族群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清代移民实边政策的实行,汉人占据了原来属于平埔族群的土地,从而导致平埔族群边缘化、贫困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地权分配不公、闽主客佃的矛盾也凸显出来。由于有了这些问
5、题的出现,才会形成近代台湾客家聚落的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在考察“力力社”的过程中,陈秋坤运用了丰富的地方文献,从这些地方文献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得知土著地权和族群、客家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最后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台湾屏东平原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其变迁乃是与台湾的历史发展及其环境分不开的。 蒋斌(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砂劳越的旱田、泽田和水田一文主要通过三种稻米耕作形式,讨论人类学东南亚研究中有关稻作的两个普遍预设:一是将山田烧垦与水田稻作视为生产方式演化过程上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二是低地水田稻作社会与周边高地山田烧垦社群之间的共生关系。第二个预设建立在第一个预设之上,认为低地水
6、田稻作的社群同时也具备较为进步的或制度化的王权组织,周围山坡或高地依赖山田烧垦的社群则形成了较为落后的部落组织形态。然而通过砂劳越的个案,蒋斌对上述假设作出了进一步的修正。他认为农业的生产形态是更为多元的,它并不是一个直线演化的形式,阶段也不是那么明显,低地与高地之间的分布也不是完全绝对的。农业的生产类型、人群的生产方式、环境要素、水的掌控与管理和文化价值等条件都是相互关联的,需要我们的田野研究予以周密的考虑。评论人程美宝(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指出,当地是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然而文章中没有看出来殖民与被殖民和耕种方式之间的关系,现代政府出现后,它们对地权的影响是什么?仅仅因为它是开
7、垦者就拥有地权,这可能吗?外来者与当地人如何处理地权的关系?何翠萍(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人类学的理论脉络出发,提出砂劳越当地的阶序和权力的问题。蒋斌的回应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历史对当地的影响很小,而且当地地广人稀,这个地区的人口压力是不存在的。外来群体通过付钱或者婚姻的方式可以进入当地,获得地权。当地是一个有阶序的社会,权力来源于贸易,当地人认为热会导致疾病、死亡等,冷会使聚落和谐,保持冷的方式是聚落拥有贸易品。所以当地阶序的来源和贸易有关,而不是和水田有关。 二、华南地区研究 有关华南地区研究,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主要从婚姻比较、仪式、契约代表的地方文化和汉族社会在珠三角的形成等
8、视角来论述。 石奕龙的地方的狂欢一文通过比较福州与闽台的闽南人的瘟神信仰和送王仪式,区别了两地仪式的差别。石奕龙通过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首先考察了福州的两种出海仪式:一种是水部尚书崇拜,另一种是具有驱瘟意义的五帝信仰,五帝才是真正的瘟神。其次他考察了闽台闽南人的送王仪式,送王仪式有严格的标准,这些标准分别从供奉王爷的地点、王爷的身份、仪式的举行场所等作了区分。比如王爷的身份都是客王,它们是“代天巡狩”的王爷。通过以上两种仪式的考察,他澄清了人们以往的错误观念,即认为闽台闽南人的王爷信仰就是瘟神信仰。由此启发我们,人类学不能轻易相信常识,而要亲自去做田野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地
9、方性知识。 片山刚(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汉族社会”的形成及其社会、文化特征一文,以宋代以前中国西南地区历史的先行研究和作者自己基于对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为基础,揭示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由“非汉族”的世界向“汉族”世界转变的过程。作者首先追寻“汉族”和“非汉族”的接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次通过“非汉族”向“汉族”的转化过程,寻找这种过程给珠江三角洲地区所打下的历史烙印。通过考察,片山刚认为广府人的汉族认同感产生于明代,而且这种产生和明朝的里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作者总结道:在考察中国各地汉族社会特征时,有必要考虑区域社会的诞生、形
10、成的年代和被当时王朝视为正统的制度、文化等之间的关系。评论人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指出,只有把化外之民与编户齐民变成一种二分对立的范畴,才能从中间存在出发,去讨论学者们想讨论的一系列的问题。中间存在的概念是我们了解珠江三角洲地区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汉”和“非汉”的二分背景下,“中间存在”的概念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从这个二分背景去考虑问题,也许“中间存在”可能会变得更加模糊,因而会更加有用。这种“中间存在”的状态可以把握区域社会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因应地方社会的结构性格局、国家制度的变化、大的历史过程中制造出来的历史契机,或者说建构出区域社会的概念,那么我们可能关注的不是
11、这些概念,而是这些过程。 房学嘉(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教授)的走进客家社会:我的田野经验从契书看清代梅县的村落文化一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对华南梅县客家传统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作了系统的历史性透视,而且运用了功能分析的方法,以民间契约文书为切入点,审视了清代梅县宗族文化的展演与传统社会生活。作者在解读民间契约文书的基础上,通过契约文书考察了家族的结构与功能、宗族经济的功能、地方宗族的互动、家庭妇女的地位和传统社会与俗民的生活。由此揭示出客家社会历史的变迁与中国大文化、大历史是同步的,只是它的历史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性特色。 三、江南地区研究 有关江南地区的研究,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主要是从放
12、生河、岁时习俗、徽州宗族等几个角度来考察。 滨岛敦俊(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荣退教授、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明代江南一件放生规约乡居地主和地方社会一文,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来看江南社会。作者通过对明代江南一条私人放生河规定的分析,考察了当时的水面所有权的问题,并进而探讨明代江南地主、士大夫家族的存在形态。作者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考察明代后期浙江嘉善的乡绅支大伦如何控制、使用圩田及水面之物权和买卖,从而对作为物权的水面所有权及其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利用水面的权利等作出了区别,并考察税收、捕鱼、支大伦的家世等方面的情况,从而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一幅明代江南区域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同时通过对
13、放生河的考察,作者提出了明代乡绅除“乡居地主家庭读书功名”传统途径之外的另一种途径,即通过入赘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 朱海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的近世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一文,根据方志中岁时习俗的相关记载,描述、分析了近世(宋元明清时期)浙江各个区域(浙东北平原水乡区,包括杭嘉湖和宁绍两个小区;浙中南丘陵地区,包括温台处和金衢严两个小区)的岁时习俗特征,并进而分析造成岁时习俗区域间差异的诸种因素。作者指出,由于诸因素受制于一定的自然区域和人文区域,而人文区域本身是以自然区域为基础的,因而才会出现浙江岁时习俗区域与自然区域在一定程度上既一致又有差别的现象。对于形成不同习俗的原因,作者
14、在文中分别考察了中原文化、不同的交通体系、区域特殊的经济形态、不同的信仰传统和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等因素。 卞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的明清徽州山区一个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一文,利用新发现的红紫金氏宗族文书和光绪年间的红紫金氏统谱等文书和田野调查的资料,考察了清代徽州一个宗族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进而又探究了清代徽州山区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作者认为当地的宗族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血缘共同体,并以祭祀祖先为手段,实现维系宗族秩序和乡村社会稳定的目的,而且宗族控制了大量族产,控制了宗族成员之间的土地买卖;进而作者推论,徽州地区宗族的特点与祁门红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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