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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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农民工的境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各地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改善农民工待遇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有力措施,但是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仍难令人满意。因此无论是从社会政策角度,还是从理论研究角度,都有必要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一次深入的审视和探讨,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2007年5月12日至13日由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省总工会联合举办了题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问题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
2、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大学的社会学专家与会,此外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的40多位专家也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各抒己见,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农民工、农民工阶级及阶级意识、农民工的生活世界和农民工问题研究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就研讨会关注的主要议题和各方观点作一简要梳理。 一、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一)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研究 蔡禾教授以在珠江三角洲九个城市展开的针对“大专学历及以下的农村户口持有者跨县(区)域流动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探讨农民工的迁移意愿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分析,社会选择比经济
3、选择更有解释力,即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状况比他们打工所获收入对其是否作出永久性迁移决策有更大影响。 孙立平教授回应蔡禾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制度安排,而且还取决于其收入与城市生活费用的关系这两个层面,对于流动人口的打工者来说,他们的收入较之农村生活是可观的,但对于相当于农村人均收入6倍为基础的城市生活来说,流动打工者的收入是无法支付其一家大小的生活费用的。城市生活费用大体是依据城市中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确定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定居意味着以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收入承担城市生活费用。因此,孙立平教授从微观角度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引导一个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可以分为两方
4、面,一是融入的意愿,二是融入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附加假设:第一,如果融入意愿和能力较小的情况下,那么他不会进行非常深入的市民化;第二,如果融入能力微弱大于融入意愿,可能最容易被城市吸收;第三,如果一个人的融入能力远小于他的融入意愿,有可能反过来制约融入的意愿。 (二)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制度因素 王春光研究员试图探讨农村流动人口人力资本获得的制度因素,他指出,在一般意义上,人力资本配置制度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人力资本的培育,比如教育资源的配置、对技术培训的投入和分配、卫生健康资源的配置等等;其二是人力资本的使用,比如对人才标准的规定和报酬安排,对技术等级以及晋升的规定等。具体落实到农民工群
5、体上,王春光认为由于其人力资本的低下,限制了他们的向上流动,但是最终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还是现行的人力资本配置制度,因为它不但不能改善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反而将他们进一步与其他阶层进行排他性的区隔,造成代际流动的强传递性。 蔡禾认为关注农民工问题不仅是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而关键就在于逐步消除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权利差别,但是以为只要开放户籍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过于简单化。蔡禾指出有必要对城市中具有迁移意愿的农民工群体规模作客观估计,分析可能选择永久性迁移的人口类别,在此基础上拟订科学的改革方案,逐步实现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 孙立平从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
6、化入手,提出“产业工人化与市民化”目标错位的观点,他认为不同层级的农民工对产业化和市民化的需求是不同的,所谓流动人口的产业工人化实际上是针对比例最大的工业农民工和低端服务业农民工而言的,这部分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却最差,可能性也最小。而事实上,如果不能实现市民化,其产业工人化的程度也就会大打折扣。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建筑业的农民工,对于这部分人来说,需要解决的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更现实的是如何使他们的收入能够维持自己及全家在城市中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如何在社会保障等制度上将他们真正纳入其中,然后户籍的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而实现市民化最迫切的无疑是失地农民,虽然他们获得了数量不等的补偿款,其中的一部
7、分人还转成了市民身份,但相当的一部分人处于失地、失业、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如何使这部分人获得新的谋生手段,甚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市民,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孙立平进一步指出,由于“剩余劳动力”和“非剩余劳动力”两个概念区别的不明确,形成的不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而是“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两个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的结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普遍的贫困化使得农村中的每个劳动力几乎都是潜在的流出者,而不管他们是属于剩余的,还是属于非剩余的。对流出地的影响:由于每个农村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这就意味着,不但属于“剩余”的劳动力要往外流动,不属于“剩余
8、”的劳动力也有强烈的流出动机,对流出者来说则被迫接受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低廉的工资。孙立平认为大量剩余或潜在劳动力的存在,给制度安排带来巨大压力,长期以来户籍制度被看作是造成城乡分割并妨碍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首要制度性障碍,但是实际上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困难并不在于户籍制度本身,而在于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种种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指出,学界或者政府都应该谨防激进的城市化,认为农民工自身尚未提出这方面太多的要求,如果过早地开放,可能会导致对市民的逆向的不平等。 郑梓桢研究员借用孙立平的“断裂”概念,认为存在两种形式的断裂,其一是劳动力的输出、输入和人口城市化之间的断裂,其二是人口城市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
9、农村战略之间也存在断裂。他认为这两种断裂形式的存在,给制度安排带来张力,认为应当从根本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市化战略接续起来,不仅要以户籍为基础,同时也以社会保障制度为基础,但是郑梓桢同时也指出在短期内不可能开放户籍,也没有实际意义。 关信平教授从社会政策的变迁角度来谈劳动力转移问题,从1980年代的“小城镇”和“离土不离乡”到民工潮给社会政策带来的困境,从限制流动到限制接受,最终把焦点落实到为什么农民工无法有效参与社会保障和享受城市待遇问题上,根据广州、昆明、上海、沈阳和天津等城市的调查资料,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如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伤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最终提出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政策
10、长期发展思路,即从权利保护人手最终达到社会融入的目标。 (三)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方式或途径 孙立平秉承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的观点,认为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很可能只有部分的农民工能够实现,但是也正是部分的实现才具 有现实意义。要真正实现农民工群体的产业工人化或市民化,应当有一个长远的、逐步实施的考虑和规划。他认为真正的融入可能需要代际传递的保持来实现,而代际的实现,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安排,孙立平提出这样一种考虑:对农民工子女这个群体的职业教育进行系统安排,使流动的第二代有可能成为有技能的一代,这样就是向真正的城市定居前进一步,期望到其第三代拥有与城市子女同样的教育资源。流动人
11、口真正融入城市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要通过代际的传递才可能实现。 二、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 (一)国家缺位问题 潘毅教授和任焰博士合作,从劳动力生活再生产的模式人手,探讨国家缺位的问题。他们认为就劳动力生活再生产而言,存在资本消化(集体宿舍,约占60)和社会消化(出租屋居住,占3540)两种模式,他们把研究的重心聚焦在前者,提出“宿舍劳动体制”,认为它能够让一个流动的打工全体为全球市场提供越来越成熟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使城市和资本可以获得一支可以永远保持年轻、廉价和新鲜的劳动力队伍。在农民工生活再生产过程中,国家是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单位制
12、,处于市场经济时代下的国家将之让位于资本与社会非正式部门,体现在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上,当这种结构性张力存在并扩大后,最终会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 潘毅认为,“农民工”的这个概念,隐含着比较多的东西在里面,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本身就暗含着一个假设,即认为农民工还有农村作为一个最后堡垒退回去,就是说他的整个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还是以农村这个社区的资源来提供。潘毅本着其多年的实证研究经验,认为,“打工者”这个概念实际上比“农民工”更为准确,准确的地方在于,农民工并没有后路可退,就算农业税不再收以后,也看不到有很多人退回去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潘毅提出中国意义上的“精神圈地”,即使有土地,
13、土地已经无法承担生活所需的资源,因此一旦走出去,他就根本不想再回去了。 不同于潘毅和任焰对于宿舍劳工体制的认知,王春光认为,中国的体制不能和国外早期的研究同等,对于农民工群体本身的需求来说,宿舍体制反而是一种就业吸引力,对工厂来说也是一种招工吸引力。在此意义上,王春光进一步讨论,农民工群体是作为经济人的存在,还是社会人的存在?如果是后者,则不仅仅是个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 沈原教授探讨了建筑工地这一特殊作业场的农民工权利与反抗问题,提出“关系霸权”,对其形成的结构条件进行市场、制度等层面的分析,建筑工地不同与“工厂专制主义”,实则是一种“霸权体制”,从“先赋关系”、“关系枷锁”及劳动秩序等方面来
14、构建“关系霸权”的运作机制,并且认为这种“关系霸权”是不稳定且脆弱的及二重性的。针对沈原提出的“关系霸权”,孙立平认为,这种关系霸权的运作机制并不仅限于企业内部,更多的是由劳动供求的大环境造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可能是一种反映,但是更可能是整个更大环境的阻碍。 刘林平教授在讨论农民工工资问题上,通过对珠江三角洲9个主要城市的近4000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建立了四个模型,即人力资本模型、社会资本模型、企业制度模型和社会环境模型,并做了一个制度的解释。他认为,农民工工资的制度安排,表面上是通过其人力资本(工种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的分类机制)和企业规模实现的,实际上它是不同企业之间的共识,是市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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