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社会转型与政府战略管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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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竹立家:社会转型与政府战略管理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社会主义社会”是竹立家教授的一个命名。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一是要从经济社会中心转向社会建设中心;二是由工业型的社会转向城市型的社会;三是由现代化转向现代性;四是由政府的治理来转向公共治理。这个转型和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将要实现两大重构:第一就是以公正为核心,以公正为价值导向来重构我们国家改革的话语体系,从哲学或者战略的高度来重构我们中国的改革路径。第二,以公共权力的治理性改革为重点来重构政府的价值,要建立一个廉洁、廉价、效率、效能的政府。
2、一个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政府,一个政府机构的价值很明确,适应社会现代性要求的哲学一致的政府。未来10-30年,通过一系列的渐进式的改革和重构,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这也是竹立家教授主要的一些学术观点。在这一讲里,竹立家教授将告诉我们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分析的框架,中国改革进程中可能碰到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以及我们中国改革应有的改革途径。这些年,竹教授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宝级的大师,中央的媒体和许多高端的会议,包括一些决策性的会议,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的本科是南开78级,硕士和博士读的是人大,并且他的本科、硕
3、士、博士读的都是哲学,是真正的科班出身。他当过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也当过满洲里的市长助理,他是韩国最高的智囊机构韩国行政研究院和韩国的名牌大学高丽大学的博士后,他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访问学者。他在学术界呆了30年,有20多年都是在哲学和公共管理学。我说他是一个有良知、有良识、有良思的学者。“良知”就是他有担当、有责任,“良识”就是他有良好的公共意识和战略性的眼光,这跟学哲学很有关系。“良思”就是他有独立自主的思考精神。大家如果关心一下媒体、网络,你们经常可以听到竹立家教授的声音,以及很多批评他的声音,你就知道竹立家教授的份量。这些年,竹立家教授关心的都是大问题,叫做风口浪尖的大问题,中
4、国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大问题。并且他是以直言和感言,被誉为中国改革路上的建炎者。竹教授是山西人,在南京和北京两京读书,曾经在内蒙工作,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他平时没有什么爱好,爱好的就是读书,每天要读20-30页严肃的文字。我说一句夸奖的话,在我们学术界,在我们中国高端的精英队伍里面,有了这样有殷造之气的北方汉字,那是我们学术界的福气,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种希望。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社会转型与政府战略管理。可以说整个社会现在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不但是因为新一届政府上台,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必须完成转型。一、中国社会进入风险社会为什么?首先一个依据就是
5、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这一点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很多地方讲话一直强调的,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各级政府,我们的学术界也好,政界也好,要有这样一种认识和共识。只有认识到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我们才能扎扎实实地谋求和谋划改革方向的路径。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而是认为现实还是非常好的,还是莺歌燕舞,那么,我们在改革时就有可能会出现偏差。所以,今天我主要给大家讲两个关键词,我们要认识中国现实,要理解中国这篇大文章,必须要记住“转型”和“战略”这两个关键词。我们要谱写未来中国这篇大文章,“转型”和“战略”也是关键词。“转型”就是风险社会来临,在中国它主要有四大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社会治理的中心政府威信
6、大幅度下降。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群众对个别人的不信任和对个别官员的不信任,变成了对体制性的不信任。这是一个重大信号,社会主义的威信、执政党的威信、政府的威信在下降,群众开始对我们的体制产生了不满和怀疑,这个要有认识。第二个标志就是现在中国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特别是政府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在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社会所出现的许多许多责任性事故,包括食品安全,各种各样的安全,都是相关的公共机构责任不到位所造成的,出现了把国家利益、党的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这种倾向。所以说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第二个标志就是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信任,这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是
7、非常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现象,那标志着我们的政府治理能力大幅度下降,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不确定性状态,社会的安全程度大幅度下降,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件、事故层出不穷。比如说最近的大学生投毒杀人事件,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个标志是主体意识的崛起。现在我们进入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段性转化,每个人都在学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微博,过去在传统社会我们可能只听到一种声音,官方的声音,现在不是了,整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国家,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声音我们都可以听到,甚至我们每个人的声音我想发声的话也可以听到。这就增加了社会的治理难度,所
8、以中国社会现在从一致性向多样性转化。过去上面领导说什么老百姓听什么,所以很多人讲老百姓麻木、泛从、无知,现在不是这样了,特别是80后这一代,他们将是中华民族理性的代表,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年纪大的人可能比较清楚,在文革时候,中国是一个高度一致化的社会,像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晚汇报在睡觉之前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靠我们自己”。中国当时7亿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这种唱法是不对的,上午和下午唱的是矛盾的。上午唱有个大救星叫毛泽东,晚上唱没有大救星,靠我们自己,但是7亿人就没有一个
9、人想到这个不对,照唱不误,高度一致性,上面说怎样唱咱们就怎样唱。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多元化的形成和主体意识的崛起,这个力量不能小视,我把它看成是中华民族进入理性化时代的一个表征。过去大家在研究我们的文化的时候,认为中国人是顺从、麻木、认命等等,现在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特别是80后的这一代人,要创造自己的生活,要用自己的脑袋来思维,绝对不会任意听人顺从。第四个标志就是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现在我们研究问题,好多部门,好多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环顾左右而言谈,他们所关照的不是现实,而是某些方面的意图,根据意图来胡言乱语,而没有认真研究现实。所以,在很多学者的研
10、究实验里,把中国的现实系统地排除在理论思维之外,完全是依附派,上面讲什么我跟着讲。理论不在状态,现在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革体系。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我们说“三个代表”,我们说科学发展观,现在我们又说中国梦。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要搞什么东西,是按邓小平的搞,还是按“三个代表”搞,还是按科学发展观搞,还是按中国梦搞?这几个理论之间有什么联系,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个没有理论的民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懂规矩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我们的理论不在状态有关。国外的思想家,比如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盖哈尔脱等等,写思
11、想史的都由思想家写,在我们社会主义状态下,思想史都是领导人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等都是这样,学术界集体没有声音。社会上为什么出现问题比较多,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人在思想。这个人说一句话我们在演绎,在坚持,在浮沉,从来没有说学术界有哪个大家出来搞什么思想。所以,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表征就是理论的不在状态,中国现实就是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该怎么发展,有什么内涵,不是很清楚。就等于一个人说,说了之后我们再演绎。14亿人靠一个人在思想,人再多,一盘散沙,一个小国家有500人在思想,整个人民都在思想,国家虽然小但是国家很强盛,很团结,很有民族力。为什么?大家都在发
12、表意见,而我们14亿人为什么没有力量?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有一个人在思想。1840年鸦片战争,当时中国4亿人,全世界11亿人,中国占世界人口1/3多。当时中国有95万正规军,英国只有30万,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9.6%,当时英国才占4%,我们现在占世界上10%多。1840年的时候世界上70%的白银从中国运到拉美、欧洲、非洲,中国通过丝绸贸易、茶叶贸易、瓷器贸易,大幅度出口。英国人没有钱了,没有办法,想给中国人推销鸦片,就打起来了。战争结果你们都知道,小小英国不远万里7、8艘船,几千人把一个泱泱大国打得割地赔款。什么原因?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反思。我们尽管可以给自己戴上很多辉煌的帽子,但是我们这个
13、民族的劣根性,软弱、顺从、屈服、唯利是图等等,致使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近百年的发展中,我们很难走到世界前沿,我们整个民族的创造性被压抑了。1840年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和1840年在世界上相比,还没有1840年高,包括我们的部队状况,财政收入状况。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8000万两白银,外贸大幅度出超,现在我们需要3万多亿出超,那时候比现在高得多,世界70%的通货在中国。40、50年时间佳绩倒腾光了,先是和日本干,给人家赔款,后来跟八国联军干,给人家赔款,官僚体制腐败无能。这个教训我们要吸取,我们搞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下一步发展必须要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不能一个
14、人说一套,我们再来演绎,这是不行的,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不符合共产党的原则。所以,现在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大家要清楚,主要有这四个表征,每一个都是要命的。如果我们在下一步改革中不切切实实地推进一些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谋划的改革,我们的前途堪忧,中华民族堪忧。转型就是标志着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这是第一个关键词。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从战略侧面思考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从战略侧面思考第二个关键词是“战略”。我们都比较清楚,一个有战略胸怀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前途和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只看三步远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谋划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从战略侧面进行思考。有两点很重
15、要,第一,战略很重要。一个国家、一个民主、一个团体,甚至一个个人,没有战略眼光是没有前途的。什么都可以失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战略不能失败,战略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战略的错误是根本性的错误。苏共一个政治局委员08年出了一本书,叫做苏共失败的教训,他明确提出战略性的失败。苏共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处于两张皮状态,不搭界,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久而久之老百姓对你失去信任,说得天花乱坠,为人民服务,我是如何如何,我是你的公仆,制度是另一套,特权推行。所以,老百姓讲当我们20万党员的时候我们夺取了苏维埃政权,当我们200万党员的时候我们打败了希特勒,当我
16、们2000万党员的时候我们一个晚上垮台,还不知道怎么垮台的。老百姓一开始相信你,你带着我们闹革命,要反剥削,要公平,很好。10年相信您,20年相信你,30年就开始怀疑你了,你说你是公仆,你住好房坐好车,我这个主人生活比你差很远,那你这个公仆是怎么当的,他就开始怀疑了。40年就不满,50年就怨恨,60年就不可接受,70年起来就被推翻了。你可以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道理非常简单。因此,我在很多地方讲,我说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是我们的价值合理性,并不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何朝代都是说历史赋予的,刘邦特权是历史赋予的,都是历史赋予的,这个不是理由。有人讲我们党执政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我说这话是完全不懂历
17、史。共产党执政,价值合理性,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念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拥护,这一点要认识清楚,战略很重要。第二,战略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一点大家要清楚,大家很多人认为战略是国家领导人的事,离我们很远,这是中国人的盲区。事实上战略决策结果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决定了每个人的前途。所以,过去毛泽东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原因就在这。有个童话故事,里面有只老鼠看到主人在仓房里放了一个老鼠夹子,它很害怕,于是就告诉动物王国里面的所有动物,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主人放了一个老鼠夹子。它首先找到老母鸡,老母鸡代表平民,告诉老母鸡,你要小心,主人在仓房里放了一个老鼠夹子。老母鸡讲这不关我
18、的事,祝你好运。老鼠很失望,于是又找到大肥猪,大肥猪代表有钱人,告诉大肥猪,你要小心,主人在房子里放了老鼠夹子。大肥猪讲这不关我的事,祝你好运。老鼠很失望,于是又找到了大黄牛,大黄牛代表有权人,告诉大黄牛,说你要小心,主人在仓房里放了一个老鼠夹子。大黄牛讲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老鼠夹子夹死大黄牛的,这个不关我的事,祝你好运。老鼠很失望,于是晚上一个人就猫在窝里面不敢出来。第二天早上女主人听到仓房里有响动,就以为老鼠夹子夹住了老鼠,事实上老鼠夹子夹住的是一个蛇的尾巴。由于仓房很暗,女主人没看见,结果被蛇咬了。于是故事情节急转直下,男主人立即把女主人送去医院,住了几天院。出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女主人虽然
19、出院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回家以后一定要给她增加营养。于是男主人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把老母鸡宰了炖汤喝。所以,任何社会动乱伤及的首先是老百姓。由于女主人住院期间,亲朋好友、邻居纷纷去看望女主人,男主人为了答谢邻居们的好意,就把大肥猪宰了,摆了几桌请客,有钱人也跑不了。最后,由于女主人住院期间还欠了医院的一些医疗费还不上,男主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大黄牛送到了屠宰场,换钱给医院还医疗费。有权人最后没办法,忍痛割爱也要把你割掉。所以,一个灾难来临的时候,一个社会动荡的时候对每个人都会造成影响,对每个阶层都会造成影响。我们作为现代人,作为谋求幸福生活的人,我们必须要下决心积极地参与国家事务,积极地关心
20、国家政治生活,不要光说好话,我们要认真对待我们出台的一些政策方针,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只有这样共和国才能好,我们每个人的日子也才能过得更好。否则的话,由少数人来操纵、指导社会生活,那这个社会的前景就是不确定的,每个人的利益都可能会受损。所以说战略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可不要认为它是领导人的事,不是的,战略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每个理性的中国人都应该参与,把我们这个共和国,把我们的国家打造得更好。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解读过去30年中国这篇大文章,“转型”和“战略”是关键词,我们要谱写好未来30年这篇大文章,“转型”和“战略”也还是关键词。所以,我们通过转型和战略手段来深入解读一下关于中国的现状、面临
21、的问题和改革路径。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谈:1、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三个30年2、改革进程中的五大颠覆性问题3、改革路径:中国发展面临四个重大战略转变四、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四、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有很多人讲话、写文章讲未来30年、未来30年,第一个就是我提出来的,我认为30年可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宿命。我们中国古话讲“黄河,母亲河,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能30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从1840年算起是这样,从1949年算起也是这样。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已经经过了两个30年,未来我们要经历第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49-1978年
22、,这个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以政治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稳固国家政权。在思想上,我们重视意识形态,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年纪大的人都知道,当时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经常讲“千万别忘阶级斗争”,“坚持共产党战略下继续革命”,“毛主席思想万岁”等等,都是这些大标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意识形态特色非常浓厚。我们在理论上第一个30年主要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中,我们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就是第一个30年的基本特征,我们的分析框架,我们的革命工具,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我们不评价这30年的好与坏,但是这30年基本上简单概括就是
23、这样。第二个30年就是1978-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30年我们主要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要消灭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贫困的边缘,老百姓普遍贫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主要是贫困问题。在思想上我们是有意淡化意识形态,这30年我们很少提意识形态,包括领导讲话、学者写文章都很少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很少提。我们遇到资本主义概念的时候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我们用发达国家,中西概念。当我们遇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不用社会主义,我们用发展中国家,我们说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有意淡化意识形态。我们在理论上主要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这30年改革理论
24、上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现在描述改革的一些词汇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比如说“小政府大社会”、“经济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公共治理”、“公共服务”这些都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这30年我们的理论几乎没有变,用个什么概念,什么核心框架来研究关照中国社会现实,没有。我刚才讲了,为什么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理论创新不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没有没有靠社会主义的词汇来揭示、关照、描述、叙述、勾画中国社会现实、社会主义现实。所以,理论创新任务非常艰巨,绝对不是这样来说几句话就可以总结出来的。有次我在中央党校开会,关于社会主义提案问题,我就讲现在理论没有发展,我说马恩的时候我们的理论体系是一本一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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